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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
漳(zhāng)浦(pǔ)老身三度病,咸阳宿草八回秋。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阿卫韩郎相次去,夜台茫昧(mèi)得知不?
夜里做梦与你携手共同游玩,早晨醒来泪水流满巾也不擦拭。
在漳浦我三次生病,长安城草生草长已经八个年头。
想你逝去九泉尸骨已经化成泥沙,我还暂时寄住人间白发满头。
阿卫韩郎已经先后去世,黄泉渺茫昏暗能够知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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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浦:地名,在今福建漳州南部。宿草:指墓地上隔年的草,用为悼念亡友之辞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君埋泉下:指微之去世。
阿卫:微之的小儿子。韩郎:微之的爱婿。夜台:指坟墓,因为闭于坟墓,不见光明,所以称为夜台,后来也用来指代阴间。茫昧:模糊不清。
这首《梦微之》是白居易在元稹离世九年后所做的一首七言律诗。其中颈联“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古往今来更不知有多少人为它而伤怀!
公元801年,30岁的白居易在长安结识了23岁的元稹,他们为对方的文采精华而深深折服,政治上又都反对宦官专权、提倡轻徭薄赋。真是相见恨晚!为了实现古代仕人怀有的那份安邦定国的宏伟抱负,二人同时参加了吏部的制科考试,并且同时当上校书郎。虽是个闲官,倒也可自得其乐。饮酒赋诗赏花听书,好个诗酒风流!直到元稹因敷水驿事件得罪宦官、被贬下放,白居易以死上书无效。公元815年,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同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同是天涯沦落人!此后,二人只能互通书信、倾诉衷肠!公元831年,60岁的白居易正赋闲于东都洛阳,惊闻元稹病逝于武昌,悲痛不已!当元稹的灵柩运回老家陕西咸阳时,途径洛阳,白挥泪写下祭文。
“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梦中乐天与微之重逢,二人携手同游,他们可能意气风发地畅谈天下大事、黎明苍生;可能痛斥那宦海风波、官场污浊;可能耻笑那魑魅小人、假义君子……可是梦总有醒来的时候!泪水打湿了乐天的绢帕,老泪纵横也无心擦拭了。时年,乐天已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他想起了元稹当年还和过他的一首诗,诗中有这么两句:“我今因病魂颠倒,惟梦闲人不梦君”。确实,生时不能相见,梦见还可以慰藉相思,梦不见是悲痛的!可是,死后故人梦更是痛彻心扉!明知此生不能再见,却又一遍遍回忆着逝去的时光,每每回忆一次,都是一遍强于一遍的无奈忧伤!死亡,切断了所有一切可能的念想!
“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草树八回秋”。乐天说他自己在漳浦这个地方已经生了几次病了,长安城草生草长不知不觉已有八个年头。时间蹉跎了芳华,元稹死后,乐天的一把老骨头也不得安生,只是淡漠地看着长安城的草生草长。如果人的生命也能够像草生草长一样该多好,就像乐天17岁时写下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乐天与元稹一别已是九年,而且还会有好几个九年,直到乐天也身赴黄泉。乐天的生老病死,已经没有了元稹的参与!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元稹埋在黄泉之下,泥土侵蚀着他的身体,也许早已和泥化作尘土,乐天也只是顶着满头白发暂时居住在人间。乐天是一位“深入浅出”型的沉思者:孤高、正直、磊落、坦荡。这句话正是白诗在字面、形式上看似浅显,而情意、内涵甚深的表现。我想起了祖父,我那逝世不久的祖父。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亲人活着时,我们是羞赧于将悄悄写下的那些关于他们的赞美文字与人分享的,尤其是不愿让他们本人看到。而今,祖父魂归大地、深埋黄土,他在人间的最后一席之地只是水泥石碑下一方小小的骨灰盒,家人把祖父与已逝世13年的祖母合埋了。写着这些文字时,我想起祖父总是在清明前后轻轻擦拭着太祖父、太祖母及祖母的祭框,擦着擦着就出神地望着。可是如今,他深埋地下,谁又来擦拭他崭新的祭框呢?有关祖父的一切,我再也不会知晓了。他早年因公致残的左腿,还会风湿发作吗?黄泉该是个湿冷的地方吧?想到这些,我已经受不住了。有句话是残忍的:“我们将会死去很久”。乐天写下这首诗时,身边不是缺乏朋友,亦不是敌人泛滥。拉法特曾说:“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的人,就是凡夫俗子”。乐天恰好不是个凡夫俗子,他一生的朋友是很多的,比如李商隐就是他的忘年交。也正因为如此,在时隔九年后,乐天的这份思友之情才愈显得弥足珍贵!
“阿卫韩郎相次去,夜台茫昧得知不”。阿卫是元稹的小儿子,韩郎是元稹的女婿。他们都先后死去了,黄泉渺茫昏暗能够知道这些吗?高寿的乐天目睹了后辈们的离去。一方面,活着的人想要知道死去的人的情况,另一方面,活着的人总是念念不忘地将人世间的新鲜事儿祷告给死者,纵然知道是徒劳,还是怀着这份希望。《古诗十九首》中有言:“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当乐天看着去者已去经年,而来者亦已成去者,这是多么大的内心荒凉!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浅品《梦微之》,我品味到了这世间有一种真情———相濡以沫!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
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六月二十六日,韩愈言,李生足下:你来信的文辞立意很高,而那提问的态度是多么谦卑和恭敬呀。能够这样,谁不愿把把立言之道告诉你呢?儒家的仁义道德归属于你指日可待,何况乎表述道德的文呢?不过我只是所谓望见孔子的门墙而并未登堂入室的人,怎么足以能辨别是或非呢?虽然如此,还是不能不跟你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你所说的要著书立说的看法,是正确的,你所做的和你所期望的,很相似并很接近了。只是不知道你的“立言”之志,是希望胜过别人而被人所取用呢,还是希望达到古代立言的人的境界呢?希望胜过别人而被人取用,那你本已胜过别人并且可以被人取用了。如果期望达到古代立言的人的境界,那就不要希望它能够很快实现,不要被势利所引诱,(要像)培养树木的根而等待它的果实,(像)给灯加油而等它放出光芒。根长得旺盛果实就能预期成熟,灯油充足灯光就明亮,仁义之人,他的文辞必然和气可亲。
不过还是有困难之处,我所做到的,自己也不知道达到(古代立言者的境界)还是没有?虽然如此,我学习古文已有二十多年了。开始的时候,不是夏商周三代西东两汉的书就不敢看,不合乎圣人志意的就不敢存留心中,静处的时候像忘掉了什么,行走时好像遗失了什么,矜持的样子像在思考,茫茫然像是着了迷。当把心里所想的用手写出的时候,想要把那些陈旧的言词去掉,这是很艰难的呀!把文章拿给别人看时,不把别人的非难和讥笑放在心上。像这种情况也有不少年,我还是不改(自己的主张)。这样之后才能识别古书(中道理)的真与假,以及那些虽然正确但还不够完善的内容,清清楚楚黑白分明了,务必去除那些不正确和不完善的,这才慢慢有了心得。
当把心里所想的用手写出来的时候,文思就像泉水一样涌流出来了。再拿这些文章给别人看时,非笑它我就高兴,称赞它我就担忧,因为文章里还存有时人的意思和看法。象这样又有些年,然后才真是象大水浩荡一样(文思奔涌)了。我又担心文章中还有杂而不纯的地方,于是从相反方向对文章提出诘难、挑剔,平心静气地考察它,直到辞义都纯正了,然后才放手去写。虽然如此,还是不能不加深自己的修养。在仁义的道路上行进,在《诗》《书》的源泉里游弋,不要迷失道路,不要断绝源头,终我一生都这样做而已。
文章的气势,就像水;语言,就像浮在水上的东西;水势大,那么凡是能漂浮的东西大小都能浮起来。文章的气势和语言的关系也是这样,气势充足,那么语言的短长与声音的扬抑就都会适当。虽然这样,难道就敢说自己的文章接近成功了吗!即使接近成功了,被人用时,别人能得到什么呢?尽管如此,等待被人采用的见解,难道就像器具一样吗?用或不用都取决于别人。君子就不这样,思考问题本着仁义原则,自己行事有一定规范,被任用就在人们中推行道,不被用就把道传给弟子,把道借文章流传下去为后世效法。象这样,是值得高兴呢,还是不值得高兴呢?
有志于学习古代立言者的人很少了。有志学习古人的人,必为今人所弃,我实在为有志于古的人高兴,也为他悲伤,我一再称赞那些有志学习古人的人,只是为了勉励他们,并非敢(随意)表扬那些可以表扬、批评那些可以批评的人。向我问道的人有很多了,想到你的意图不在于功利,所以姑且对你讲这些话。韩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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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认为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是为文的前提。他在《答李翊书》的开头说:“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有日矣,况其外文乎?”由此可见,他认为德是文章的内核,文是德之载体,或者说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这和他所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说是相一致的。如,他在《争臣论》一文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在《答李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
那么,“道”和“文”怎样能相促相长,达到较高的水准呢?他在《答李翊书》的第二段形象的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食,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要写好文章,不要只是想去寻找一盒能让东施变西施的外用美丽霜,不要被狭隘的功利所驱谴,而要像为树养根,给灯加油那样,去加强道德修养,有了教高的道德水准,诗之树、文之灯才根深叶茂、光焰万丈!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就有了经济苍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则鸣,有愤激则书,敢于为民请命,敢于为一切正义和真理摇旗呐喊、奔走呼号。金银财色不能动其心,酷刑利刃不能钳其口。想不说话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呀,何需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冥搜虚饰以敷缀其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