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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巷长年怨罗绮(qǐ)，离情终日思风波。
湘江竹上痕无限，岘(xiàn)首碑前洒几多。
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残楚帐夜闻歌。
朝来灞(bà)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kē)。
幽闭在永巷中哀怨的宫妃，长年累月地泪湿绮罗；闺中独居的思妇思念游子，整日担心江上的风波。
湘江边的竹子上，斑驳的啼痕也应无数，岘首山的石碑前，感怀的涕泪流下几多？
昭君离去紫台，在秋风中走向荒凉的塞外；项羽兵困垓下，在营帐里夜闻凄怆的楚歌。
啊，当我在清晨时，来到灞水桥边看到，青袍寒士相送达官贵人，才知道，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
参考资料：
1、陈永正．李商隐诗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1：100-102
终日：整天。风波：风浪。
湘江竹痕：指斑竹故事。
人去紫台：紫台，即紫宫、宫阙。此用王昭君故事。
灞水桥：灞水是渭河支流，源出蓝田县东秦岭北麓，流经长安东，入渭河。灞桥在长安市东灞水上，是出入长安的要路之一，唐人常以此为饯行之地。青袍：青袍寒士。玉珂：珂是马鞍上的玉石类饰物，此代指达官贵人。此言寒士送贵胄，寒士自然很难堪。
此诗以泪为主题，专言人世悲伤洒泪之事，八句言七事，前六句分别言：失宠、忆远、感逝、怀德、悲秋、伤败（朱彝尊批注语）等典故，七八句写青袍寒士送玉珂贵胄。“未抵”二字乃全诗关键，意谓前六句所述古之伤心泪，皆不及青袍送玉珂之泪感伤深重。
前六句所写之事看似情况都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含有诗题的一个“泪”字。首句长门宫怨之泪，次句黯然送别之泪，三句自伤孀独之泪，四句有怀睛德之泪，五句身陷异域之泪，六句国破强兵之泪。程梦星说：“泪至于此，可谓尽矣，极矣，无以加矣。然而坎坷失职之伤心，较之更有甚焉。故欲问灞水桥边，凡落拓青袍者饯送显达，其刺心刺骨之泪，竟非以上六等之泪所可抵敌也。”陈永正《李商隐诗选》（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云：“末两句点出全诗主题。作者把身世之感融进诗中，表现地位低微的读书人的精神痛苦。义山是个卑官，经常要送迎贵客，……此外对令狐綯低声下气，恳切陈情，还是被冷遇，被排斥。这种强烈的屈辱感，好比牙齿被打折了，还得和血吞在肚里，不能作声。……前六句是正面咏泪，用了六个有关泪的伤心典故，以衬托出末句。而末句所写的却是流不出的泪，那是滴在心灵的创口上的苦涩的泪啊！”此诗可谓是诗人感伤身世的血泪的结晶。
李商隐诗用典较多，此诗可谓代表之一。北宋前期诗坛有“西昆体”，刻意学李商隐，其代表人物杨亿、钱惟演、刘筠曾专效此《泪》诗，各作《泪》二首，句句尽用前代感伤涕泣之典故。
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从彭门居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bìn)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xuān)冕(miǎn)，遗恨寄沧洲。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qiú)。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zhé)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当年谢安隐居在东海，出仕做官鬓发已霜秋，中年难与亲友别，唯有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就，准备返归东海，谁料抱病入西州。做官困扰了隐居的雅志，遗恨寄托于田园山丘。
既已年高衰朽，便当及早划筹，要做百姓穿粗裘。返回故乡遵迢千里，选取佳地长住久留。酒醉放歌君相和，醉倒在地君扶我，只有醉时忘忧愁。任凭刘备笑我无大志，我却甘愿身居平地，仰看他高卧百尺楼。
参考资料：
1、王思宇．苏轼精品词赏析集：巴蜀书社，1996：124-128
2、谭新红．苏轼词全集：湖北辞书出版社，2011：83-86
3、朱靖华．苏轼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2007：415-417
东武：指密州。子由：苏轼之弟文学家苏辙字。彭门：指徐州。此曲：指苏辙《水调歌头·徐州中秋》词。安石：谢安，字安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名臣，以功封建昌县公，死后赠太傅。东海：谢安早年隐居会稽（今浙江绍兴），东面濒临大海，故称东海。丝竹：泛指管弦乐器。雅志：指退隐东山的高雅的志趣。轩冕：古代官员的车服。借指做官。沧洲：水滨，古代多用以指隐士的住处。
岁云暮：即岁暮。云，语助词。要褐裘：指换上粗布袍，意为辞官归乡，作普通百姓。迟留：逗留，停留。刘玄德，刘备。
上阕咏史，写东晋谢安的经历，意在“以不早退为戒”。发端明点“安石”，领起上半阕。词人的写作角度比较独特，既不写他经天纬地的才能，也不写他建功立业的辉煌，而是写他人生的另一侧面。劈头就写谢安中年出仕的尴尬：他本来隐居会稽，踏上仕途时鬓发已开始染上秋霜，令人吃惊。再写人情的难堪：人到中年，与亲友相别时觉得难舍难分，于是借音乐来抒写离愁。而后突出他一向抱有的功成身退的心愿：“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语气多么肯定，多么坚决，确实是对史书中所谓“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晋书》）数语准确的表述。而结果却是“扶病人西州”，这就反跌出困於轩冕不遂雅志的“遗恨”。这种“遗恨”，便是作者引出的鉴戒——“不早退”。词中的“困轩冕”只是一个文雅的或婉转的说法，实际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贪恋功名富贵是联系在一起的。
下阕述怀，设想早日“退而相从之乐”。换头“岁云暮”三字承上转下，“岁暮”当指年华老大，“早计”是对“遗恨”而言，其内容便是“要褐裘”，亦即辞官归隐，过平民生活。以下七句是由此产生的设想：在归乡的千里长途中，每逢山水名胜或有贤主、良朋接待之类好的去处，可以随意逗留，尽情游乐，不必如官场中人因王命在身而行道局促，一层：我带着醉意唱歌时你跟着唱和，我因醉酒倒下时你要搀扶我，——只有酒是可以使人忘怀得失的，二层：这样，有雄心大志的人会瞧不起我们，那就悉听尊便好了，我们只管走自己的路，三层：这种种设想，情辞恳切，言由中发，有如骏马驻坡，不可遏止，充分表现出词人对辞官归隐而享弟兄“相从之乐”的夙愿。“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极写想象中“退而相从之乐”的情态，简直是对二人的“合影”。篇末“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两句，反用典故，并非真要趋同胸无大志的庸人，而只是强调素愿的坚定不移，这体现了用典的灵活性。
同《南乡子》（东武望余杭）、《醉落魄》（分携如昨）、《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等词作一样，这首词着重表现了苏轼前期思想的另一面，虽然“功成名遂”尚未实现，出仕思想仍占上风，但在某种程度上徘徊于出处之间，却是可以肯定的。早在嘉祐五年（1060）苏氏弟兄寓居怀远驿时，即有“夜雨对床”，“为闲居之乐”（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引、《再祭亡兄端明文》等）的口头约定，这一回正是对前约的重申，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其弟的安慰，词中流露出深厚的兄弟之情。不过，他在诗词中不断表达的这种归卧故山的雅志，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苏辙词中的“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倒成了他们此后生活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