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篇二首 其二

　　“梦中邯郸道，又来走这遭”，一个“又”字点出卢挚故地重游，再次走上邯郸官道的事实。此处引用唐代传奇沈既济《枕中记》中的典故，卢生在邯郸道遇吕翁，枕着吕翁赠送的磁枕人梦，在梦中历经荣华富贵，一觉醒来却发现主人灶上的黄粱尚未蒸熟，由此领悟得失富贵不过是一场梦的道理。

　　对这一典故的引用，同作者自身经历密不可分。卢挚在燕南任官之前，他曾任皇帝的侍从之臣、按察使、廉访使、翰林学士等要职，可以说是享尽了荣华富贵。此次赴任恰好经由“黄粱一梦”故事的地点，故事主人公的姓氏又与他相同，这些巧合促使他产生了过尽铅华、豁然梦醒的感觉。

　　接下来“须不是”三句，承接上文，表达自己并非无归隐之心，而是无法抗拒名利的诱惑。其中“山人索价高”意为，山中人索要高价才允许作者入山归隐，联系前面“须不是”三个字来看，直白地道出他的自嘲之意：他深知并不是归隐的代价太高，而是因为“虚名无处逃”，这五个字用风趣的笔法交代了他无法归隐的原因，即功名的引诱让人无处可逃。

　　“谁惊觉，晓霜侵鬓毛”两句作为结尾，将卢挚已经这把年纪还不能看开名利的自我感伤表达得淋漓尽致。“谁惊觉”三个字写出了光阴流逝之快，也写出了他蓦然回首有所感悟却无力改变现状的无可奈何。

　　全曲有很明确的主题性，语句上下承接，脉络清晰，但所表达的情绪却是矛盾的。卢挚用自我嘲讽的笔法写出他在归隐和继续为官两种选择之间摇摆的心情，这在那个时代很有代表性。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