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山水图 其一

　　本诗章法平简，前八句写景，后八句抒情。然而由于诗人的高超朴真，前后之间丝毫没有隔离之感，而是浑然一体，一样的自然洒脱。陶渊明写秋，可谓一绝。

　　这首诗是公元409年（义熙五年）重阳节作，前八句“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呜云霄”描写时景。

　　第一、二句“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写的是九月已是暮秋，凄凉的风露交相来到。“靡靡”，渐渐的意思。用这“靡靡”与下“凄凄”两个细声叠词，似乎也传出了深秋特殊的气息，这两句是概括描写，点明秋天将尽，风霜时下，定下凄清寒凉的基调。

　　下两句写园林，“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有顽强生命力的蔓草也不再生长了，园中树木也纷纷凋零，这见出秋气摧败零落的厉害，“空自”，含有无可如何之意。这二句是凄凄风露交的结果之一，是前二句的续写，也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悲悼。

　　再两句写天空，“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抬眼望去，只见清凉的秋风澄净了空气中本已不多的尘埃，天界显得多么高远，正所谓天高气爽啊！是包含了天色和心理感觉两个方面，这“杳然天界高”中就显出了目接秋空时那种新鲜感、那种精神的超旷感。这二句着重写静，得力于作者炼字之功，犹如“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鸟瞬欢新节，泠风送馀善”之类一样清新，只是格调显得凄凉一些。

　　下面两句写“群动”，“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秋末有似哀鸣的几声蝉叫已然尽绝了，众雁早在云霄列阵，已然呜叫着从北方迁而来。这一息一鸣，把节序的变迁表现得更强烈了，那嘹唳的雁声又最能引发人的悲凉意绪。这二句是写动，述时光消逝得快；又借蝉雁哀鸣，写作者的哀感。这三个层次的描写，空间的变化、感觉的变化，历历分明。

　　后面八句“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是感想。

　　“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万化”，万物的变化。“寻绎”，连续不断。万物演化变迁，那是循环往复的，有死有生，有生有死；人生在世亦复如此，岂能不劳累呢？这是指上面所写的那些变化。于是自然联想到人生。人生没有不忧劳的。正如后来欧阳修所说，“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自然易于衰老了。万事万物都在生生灭灭，人也如此，人的生命总有终结的一天，死生的大哀曾纠缠过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陶渊明也不例外；何况今天是重阳节，这是个吉利的日子，九月九象征长久，这就更能激起他的忧生之嗟了。

　　下面他说：“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这个“焦”字把那无可名状的痛苦表达出来了。然而，万物变迁，自古皆有灭亡，想念起来心中有如焦焚。写到这里可以说他的心情是极不平静，但他又是个通达的人，他不会像阮籍那样作穷途之哭的，他是有控制自己情绪的精神支柱，委运任化，顺乎自然。

　　最后他写道：“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他说：有什么可以使我称心呢？没有啊！所以，姑且饮此浊酒吧，饮酒之中可暂得快乐千年的变化不是我所能了解的，还是来歌咏（永）今朝吧。执着于“今朝”，把握这可以把握的实在的人生。最后二句意谓恢复到千载之前的淳真社会已然不可料想，那么，只有欢度今朝，自我完善了。这样他就可以做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这里他似乎是在“借酒浇愁”，但并不怎么勉强。重阳节的习俗就是喝酒，这个应节的举动正好作了他消解万古愁的冲剂。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