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吴允思之南海令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

　　此诗首联“林风纤月落，衣露净琴张”二句自然而脱俗。上句点明夜景，下句紧承宴事，意象和谐而又形容妥帖。“林风”有本作“风林”，《杜臆》以与下文“衣露”相偶之故，认为当作“林风”，《杜诗详注》更以说理加以论证：“‘林风’相微，‘风林’则大，只颠倒一字，而轻重不同”，大约是说作“风林”的话会妨害意境的和谐，叨扰春夜的静谧，又和“纤月”等意象有失协调。另外，杜甫还有“湖月林风相与清”（《书堂既夜饮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的诗句，也是夜宴情景，以“林风”、“湖月”对举，考虑到诗人的思维习惯，或可作为“林风”的佐证。纤月，则是月初新生的月牙儿，黄昏而生，所以才能中夜而落。成善楷判断该诗写的是早景（《杜诗详注》），就不仅颠倒了时序，亦且错会了诗意，他由此生发的别解，颇乖诗义。正如黄生所云“夜景有月易佳，无月难佳，按此偏于无月中领趣”（《杜诗详注》），即是全诗所描写的是夜景而非早景之意。

　　衣露，一般解为中夜露下沾衣，《说苑》有“孺子操弹于后园，露沾其衣”的典故，联系到弹琴事，杜甫或正用此事，但也让人极易联想到《诗经》中“胡为乎中露”（《诗经·邶风·式微》）的诗句。露能沾衣，可知湛露其繁，时当春夜，或可拟于李白“春风拂槛露华浓”的景象，但生机略似，杜诗则多一种简素。净琴，一作静琴。《诗经》有“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诗经·郑风·女曰鸡鸣》），谢朓也有诗云：“静瑟怆复伤”（《谢宣城集·奉和随王殿下·其六》），似乎作“静琴”才是，意为静好之琴，但“净琴”也不妨为杜甫别出心裁。“净琴”显示了素琴横陈，曲如山泉，潺湲叮咚泻出幽谷，顿时脆响盈耳，清新扑面的景象。且杜甫又是极钟爱“净”字的，诗如“明涵客衣净”（《太平寺泉眼》）、“天宇清霜净”（《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雨洗娟娟净”（《严郑公宅同咏竹》）等，都是他用“净”字的出色例证。“张”，又像是设势，同时巧妙地点出了夜宴的开始。一个“张”字，不待言曲而音声之妙已浃人情思，李白有诗“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听蜀僧濬弹琴》）。“张”与“挥”字一般，不仅形象妙肖，而且意味无穷。首联干净洗练，一段雅致，在林风、纤月的映衬下，在中庭静夜悠扬的琴声里，油然升起。

　　如果说首联意境超然、高蹈尘外的话，颌联“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二句则涉笔成趣，翩接人间。当夜而能辨出“暗水”，应当是闻其淙淙细流之声；而“花径”为黑暗所遮没，也是非其芬芳馥郁之气所不能察觉到的，暗水流花径，虽然不言声味，而声味隐然毕现。纤月既落，春星当繁，“满天星斗焕文章”，自然会有星垂檐低的错觉，一个“带”字，被杜甫锤炼得精当熨帖，妙义入神。然而承上文成善楷误以为是早晨而对“带”字别有新解，他认为“带”字音义同“逝”，流逝而去的意思，盖谓黎明时分，月落星沉，虽似也合文意，但颇违春水繁星的意境。“带”字含义，且如《吴都赋》“带朝夕之濬池，佩长洲之茂苑”，李善注云：“带、佩，犹近也”，而杜甫又有“翳翳月沉雾，辉辉星近楼”（《不寐》）的诗句，那么“带”约略可以训为“近”的意思，描绘的是星垂接宇的景象。“带”的这种用法在杜诗中还有诸如“江城带素月”（《听杨氏歌》）等，也可知杜甫是惯常这样描写和表现的。“春星带草堂”，作为诗人的主观感受，描绘的是灿烂星空笼罩下的奇幻夜景：暗水，溶溶脉脉地沿着花径流转；春星，辉辉煌煌地映带着茅椽草堂。全联正如黄生所评：“上句妙在一‘暗’字，觉水声之入耳”，“下句妙在一‘带’字，觉星光之遥映。”（《杜诗详注》）杜甫选取这样的情景和物象形诸笔端，不仅雅致非常，而且野趣盎然。

　　铺叙停当了，颈联“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二句便转笔描写夜宴的场景，宾主雅宜，乐在其中。检书，大约是宾主赋诗而寻检书籍。之所以选取“检书”的意象，也许在应景的同时，杜甫也寄寓了自己的一种偏好和情趣，从杜诗喜欢用事可以推知杜甫十分看重才学，自然而不免热爱读书，“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床上书连屋”（《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一）等诗句都是他的自纪。这里清夜烧烛检书的意象，对读书人而言，有特殊的亲切感，四壁寂然，青灯黄卷，众人不堪其清冷落寞，读书人也不改其读书之乐，更何况与诸同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集·移居二首·其一》），自然更是其乐融融，不觉烛短了，另外杜甫还有“晓漏追趋青琐闼，晴窗检点白云篇”的诗句，也足见他“检书”的乐趣。

　　看剑，有本作“煎茗”，一作“说剑”。作“煎茗”在格律上既不合乎平仄，在诗意上又与当句“引杯”有复，意境平常，当非杜甫原诗。作“说剑”则与《庄子》外篇《说剑》篇名有复，而杜甫此处似乎并非想用《庄子》的典故，当系后世传抄中浅人所臆改，但看杜诗其他篇目，可以得知杜甫实有中夜“看剑”的喜好，如《蕃剑》诗中描写道：“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气必腾上，龙身宁久藏？”在《夜》诗中又有“独坐亲雄剑，哀歌叹短衣”；在《重送刘判官》诗中又云：“经过辨丰剑，意气逐吴钩”；再到苏轼化用杜诗有“引杯看剑话偏长”的诗句，均表明当是“看剑”。杜甫所以喜好看剑，其实不难从他致君尧舜的抱负和其性格中慷慨磊落的特点看出，雄剑、虎气、龙身，未尝不是杜甫自况，虽是一介寒儒，但当其意兴勃发，便自有心雄万夫的气概，《杜诗详注》云：“因看剑而豪气生于此，快饮亦宜引杯长矣”，言颇中肯。至于清夜引杯，似乎是杜甫的一大嗜好，杜诗有“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遣意》）的句子。酒兴偶动，便不可支，若遇贫困潦倒之际，自然难免“酒债寻常行处有”了，而检书论文看剑，又是无酒不欢的。诗酒流连，对于古代文士而言是极适意的享受，杜甫有诗：“何当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说诗能累夜，醉酒或连朝”（《赠卢参谋》）；“醒酒微风入，听诗静夜分”（《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一），似乎以诗文侑觞，才能畅情恣性。而《新唐书》记载杜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事”，那看剑引杯，不亦宜乎？

　　颈联上句检书恬淡虚静，下句看剑引杯挥洒灵动，表现出夜宴气氛渐趋热烈，而宾主欢洽之情透在字间，“顾宸曰：一章之中，鼓琴看剑，检书赋诗，乐事皆兴”（《杜诗详注》），正是此意。

　　尾联“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写宴席上勾念起作者以前泛舟吴越的记忆，即事作诗。开元十九年（731年），二十岁的杜甫开始了历时四年的吴越之游，他登金陵、下姑苏、渡浙江、游鉴湖、泛剡溪，历览了诸多名胜古迹，领略了江南水乡的无限秀美，反映在杜甫的诗篇如《壮游》，就用大量的笔墨来追忆吴越之游，且充满眷恋、略带遗憾，而想往之情不能自已，如“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再如《夜三首》之一写道：“向夜月休弦，灯花半委眠……暂忆江东鲙，兼怀雪下船”（《题郑监湖亭》），可知吴越之游给杜甫留下了十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或者简直可以说吴越已经成为他心中的一方乐土。此时此景此地，在相距千里的齐赵之地听到吴音吟哦，杜甫心中很自然地会油然升起一种异样的亲切感，而联想回忆起自己泛舟吴越的情景。《史记》有范蠡乘扁舟游五湖的故事，杜甫若心存此典故，大约也透露他委心自然、形神萧散的人生追求。《夜宴左氏庄》是杜甫早期的作品，尚未为忧愁和烦恼所累，尾联所反映的，也许正是杜甫自然流露出的向往自由的超脱心境。

　　全诗取象自然而脱俗，林风、纤月、湛露、净琴、暗水、花径、春星、草堂，使诗篇透着隐隐的生气和散着丝丝的野趣；而叙事如检书、看剑、引杯、咏诗，又不辜负风月，极切于情景，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毕具；不单如此，再经由杜甫笔夺造化的炼字工夫，用“落、张、流、带”等字将上述意象巧妙地点缀联接，不觉句句清新逼人，妙不可言；而末一联杜甫又用含蓄不尽的笔法点出自我感受，既应景又情真意切，自然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不禁陶醉在全诗的和谐之美中。《唐诗近体》赞此诗曰：“写景浓至，结意亦远。杜律如此种，气骨有余，不乏风韵。虽雅近王、孟，实为盛唐独步。”全诗结构如《杜诗详注》所说，“时地景物重叠铺叙，却浑然不见痕迹，而逐联递接，八句总如一句，俱从‘夜宴’二字蓦写尽情”，知是丝丝扣题而又浑如天成，最是上乘。此诗确实如杜甫所推崇“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的标准，《夜宴左氏庄》称得上杜甫清丽诗篇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