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城卧疾

　　这是一首托古讽时诗，意在借贾谊的遭遇，抒写诗人怀才不遇的感慨。诗选取汉文帝宣室召见贾谊，夜半倾谈的情节，写文帝不能识贤，任贤；“不问苍生问鬼神”却揭露了晚唐皇帝服药求仙，荒于政事，不能任贤，不顾民生的昏庸特性。诗寓慨于讽，讽刺效果颇好。

　　此诗是首咏叹贾生故事的短诗，其着眼点，不在个人的穷通得失，而在于指出封建统治者不能真正重视人才，使其在政治上发挥作用。

　　贾谊贬长沙，久已成为诗人们抒写不遇之感的熟滥题材。作者独辟蹊径，特意选取贾谊自长沙召回，宣室夜对的情节作为诗材。《史记。屈贾列传》载：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厘（刚举行过祭祀，接受神的福佑），坐宣室（未央宫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诗人却独具只眼，抓住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鬼神”之事，翻出了一段新警透辟、发人深省的诗的议论。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前幅纯从正面着笔，丝毫不露贬意。首句特标“求”、“访”（咨询），仿佛热烈颂扬文帝求贤意愿之切、之殷，待贤态度之诚、之谦，所谓求贤若渴，虚怀若谷。“求贤”而至“访逐臣”，更可见其网罗贤才已达到“野无遗贤”的程度。次句隐括文帝对贾谊的推服赞叹之词。“才调”，兼包才能风调，与“更无伦”的赞叹配合，令人宛见贾生少年才俊、议论风发、华采照人的精神风貌，诗的形象感和咏叹的情调也就自然地显示出来。这两句，由“求”而“访”而赞，层层递进，表现了文帝对贾生的推服器重。如果不看下文，几乎会误认为这是一篇圣主求贤颂。其实，这正是作者故弄狡狯之处。

　　第三句承、转交错，是全诗枢纽。承，即所谓“夜半前席”，把文帝当时那种虚心垂询、凝神倾听、以至于“不自知膝之前于席”的情状描绘得维妙维肖，使历史陈迹变成了充满生活气息、鲜明可触的画面。这种善于选取典型细节，善于“从小物寄慨”的艺术手段，正是李商隐咏史诗的绝招。通过这个生动的细节的渲染，才把由“求”而“访”而赞的那架“重贤”的云梯升到了最高处；而“转”，也就在这戏剧高潮中同时开始。不过，它并不露筋突骨，硬转逆折，而是用咏叹之笔轻轻拨转——在“夜半虚前席”前加上可怜两字。可怜，即可惜。不用感情色彩强烈的“可悲”、“可叹”一类词语，只说“可怜”，一方面是为末句——一篇之警策预留地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这里貌似轻描淡写的“可怜”，比剑拔弩张的“可悲”、“可叹”更为含蕴，更耐人寻味。仿佛给文帝留有余地，其实却隐含着冷隽的嘲讽，可谓似轻而实重。“虚”者，空自、徒然之谓。虽只轻轻一点，却使读者对文帝“夜半前席”的重贤姿态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可谓举重而若轻。如此推重贤者，何以竟然成“虚”？诗人引而不发，给读者留下了悬念，诗也就显出跌宕波折的情致，而不是一泻无余。这一句承转交错的艺术处理，精炼，自然，和谐，浑然无迹。

　　末句方引满而发，紧承“可怜”与“虚”，射出直中鹄的的一箭——不问苍生问鬼神。郑重求贤，虚心垂询，推重叹服，乃至“夜半前席”，不是为了询求治国安民之道，却是为了“问鬼神”的本原问题！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求贤，对贤者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啊！诗人仍只点破而不说尽——通过“问”与“不问”的对照，让读者自己对此得出应有的结论。辞锋极犀利，讽刺极辛辣，感概极深沉，却又极抑扬吞吐之妙。由于前几句围绕“重贤”逐步升级，节节上扬，第三句又盘马弯弓，引而不发，末句由强烈对照而形成的贬抑便显得特别有力。这正是通常所谓的“抬得高，摔得重”（也就是反跌手法）。整首诗在正反、扬抑、轻重、隐显、承转等方面的艺术处理上，都蕴含着艺术的辩证法，而其新警含蕴、唱叹有情的艺术风格也就通过这一系列成功的艺术处理，逐步显示出来。

　　点破而不说尽，有论而无断，并非由于内容贫弱而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含蕴丰富，片言不足以尽意。诗有讽有慨，寓慨于讽，旨意并不单纯。从讽的方面看，表面上似刺文帝，实际上诗人的主要用意并不在此。晚唐许多皇帝，大都崇佛媚道，服药求仙，不顾民生，不任贤才，诗人矛头所指，显然是当时现实中那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封建统治者。在寓讽时主的同时，诗中又寓有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诗人夙怀“欲回天地”的壮志，但偏遭衰世，沉沦下僚，诗中每发“贾生年少虚垂涕”、“贾生兼事鬼”之慨。这首诗中的贾谊，正有诗人自己的影子。概而言之，讽汉文实刺唐帝，怜贾生实亦自悯。

　　题目是“再经胡城县”，诗人自然会由“再经”而想到“初经”。写“初经”的见闻，只从县民方面落墨，未提县宰；写“再经”的见闻，只从县宰方面着笔，未提县民，这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如果听信封建统治阶级所谓“爱民如子”之类的自我标榜，那么读到“县民无口不冤声”，只能设想那“冤”来自别的方面，而不会与县宰联系起来；至于县宰呢，作为县民的“父母官”，必然在为县民伸冤而奔走号呼。读到“今来县宰加朱绂”，也准以为“县宰”由于为县民伸冤而得到了上司的嘉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诗人在写了“初经”与“再经”的见闻之后，却对县宰的“朱绂”作出了“便是生灵血染成”的判断，这真是石破天惊，匪夷所思。

　　结句引满而发，对统治者的揭露与鞭挞不留余地，这与常见的含蓄风格迥乎不同。但就艺术表现而言，诗中却仍然有含而不露的东西在，因而也有余味可寻。“县民无口不冤声”既然是“去岁”的见闻，那么县民喊的是什么冤以及喊冤的结果如何，诗人当然记忆犹新，但没有明写。县宰加朱绂“既然是“今来”的见闻，那么这和县民喊冤的结果有什么联系，诗人当然很清楚，但也没有明写。而这没有明写的一切，这就造成了悬念。最后，诗人才把县宰的朱绂和县民的鲜血这两种颜色相同而性质相反的事物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惊心动魄的结句。诗人没有明写的一切，就都见于言外，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县宰未加朱绂之时，权势还不够大，腰杆还不够硬，却已经逼得“县民无口不冤声”；如今因屠杀冤民而赢得了上级的嘉奖，加了朱绂，尝到了甜头，权势更大，腰杆更硬，他又将干些什么，诗人也没有明写，然而弦外有音，有很强的震撼力。

　　全诗构思巧妙，诗人描写了他两次路过胡城县的见闻，把这两次见闻写进诗中，构成对比，使主题更加鲜明醒目，这一对比，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朝廷的忠奸不分，官吏残暴无耻。害民的官吏反而高升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就在这对比中表现出来了。这首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末的刘鹗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中，写山东巡抚玉贤因害民升官的诗句“血染顶珠红”便是从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脱化而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