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随羲文出塞二首 其二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说敬龙此番归国，行程辽远，里程不易概指。虽然《梁书·扶桑国传》说过“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后来沿用为日本的代称，若写诗也是这样指实，便缺少意趣。诗人采用“扶桑”这个名字，其意则指古代神话传说东方“日所出处”的神木扶桑，其境已渺茫难寻；这还不够，下面紧接着说敬龙的家乡还在扶桑的东头再东头。说“扶桑”似有边际，“东更东”又没有了边际；不能定指，则其“远”的意味更可寻思。首句“已在”是给次句奠基，次句“更在”才是意之所注处。说“扶桑”已暗藏“东”字，又加上“东更东”，再三叠用两明一暗的“东”字，把敬龙的家乡所在地写得那样远不可即，又神秘，又惹人向慕。那边毕竟是朋友的家乡，而且他正要扬帆归去，为此送行赠诗，不便作留难意、惜别情、愁苦语，把这些意思藏在诗句的背后，于是下文转入祝友人行程一帆风顺的话头。

　　“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船行大海中，最怕横风暴雨，大雾迷航。过去遣唐使乘坐的大船，常因风暴在海上漂流，甚至失事；能够到达的也往往要在数十日或者数月的艰苦航程之后。这些往事传闻，韦庄是心知的，所以就此起意，祝朋友此行顺利。用一个“到”字，先祝他平安抵达家乡；“明月”示晴，排除雾雨；“帆风”谓顺，勿起狂飚──行程中不生灾障。“谁”字先垫出“与师共到”之人，由下句的朗月、顺风再为挑明，并使“风”、“月”得“谁”字而人格化了。“共”字，一方面捏合“风”、“月”与“师”三者，连同“船”在一起，逗出海行中美妙之景、舒畅之情；另一方面，又结合“到”字，说“共到”，使顺风朗月的好景贯彻全程，陪同直抵家乡。两句十四个字，浑然一体，表达了良好的祝愿与诚挚的友情，饶有诗意。

　　诗人如此祝愿，也并非仅仅由于主观愿望，故作安慰语。它是有客观事实作基础的，这就是晚唐时日本与中国之间，海上航行相对地便利与安全的事实。它印入了诗人心底，写出来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诗句。

　　陆龟蒙是晚唐擅长讽刺诗和讽刺小品的能手，《新沙》为其讽刺诗的代表作。这首诗通过官府对海边新淤沙地征税所引起的新奇想象的描写，尖锐地讽刺了当时官府横征暴敛的贪得无厌，无所不至。在写作技巧上饶有特色。

　　此诗从立意到构思，从遣词到造句，都把极度的夸张和强烈的讽刺作为抨击封建统治者的有力武器。

　　讽刺属于喜剧的范畴，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也就是对“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那些“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的事物，“有意的偏要提出”，给以嘲讽和鞭挞。讽刺的本领在于巧妙地运用“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抓住讽刺对象的本质特征，诉之于可笑的形象，通过貌似出乎常情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描述，表现出隐而未显的客观事物的真相，从而收到引人发笑、发人深思的喜剧效果。这首《新沙》就是将封建吏治那黑暗的“无价值的”一角“撕破给人看”的。

　　开头二句“渤澥声中涨小堤，官家知后海鸥知”，这是极度夸张的笔墨，这夸张既匪夷所思，却又那样合乎情理。海鸥是大海及海滨变化信息的知情者，他们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一带水土之上，一直在大海上飞翔盘旋，对海边的情况是最熟悉的；这片新沙的最早发现者照理说必定是海鸥。然而海鸥的眼睛却敌不过贪婪地注视着一切剥削机会的“官家”，他们竟抢在海鸥前面盯住了这片新沙。对于实际生活来说，官家不可能先海鸥而知新沙，这样描写就是夸张的；但从对象的本质——官府搜刮地皮，无所不至，贪婪成性方面来说，它又是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的。这两句的夸张和讽刺之处还在于：一堤新沙刚现，老百姓们还未踏足其上，更无什么收成可言，官府就对它敲响了征税的如意算盘。官府的这一心理是特别可笑的，讽刺也特别深刻。

　　诗的三、四句“蓬莱有路教人到，亦应年年税紫芝”，则把夸张与假想揉为一体，从虚拟的画面中进一层镂刻官府“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贪婪本性。蓬莱仙山本为神仙所居的极乐去处，其间既无尘世之争，更无苛捐杂税之扰。但官府并非不想到仙境中以掠取其间的奇珍异宝，而只是由于蓬莱“烟涛微茫信难求”、无路可通罢了。这里，假设的画面是可笑的，似乎纯属荒唐悠谬之谈，但在这荒唐悠谬的外壳中却包含着严峻的历史真实──官家搜刮的触须无处不到，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逃避赋税的净土乐园，从本质上揭示了官府心灵最深处的秘密，从中也反映了诗人爱憎分明的美好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