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史判官奏事之灵武，兼寄巴西亲故

　　小令首句点明了相遇的地点。纳兰生于深庭豪门，辘轳金井本是极常见的事物，但从词句一开始，这一再寻常不过的井台在他心里就不一般了。“正是”二字，托出了分量。纳兰在其它作品中也常使用“辘轳金井”这一意象，如“淅沥暗风飘金井，乍闻风定又钟声，薄福荐倾城”（《忆江南》），“绿荫帘外梧桐影，玉虎牵金井”（《虞美人》）。玉虎，辘轳也。“满砌落花红冷”既渲染了辘轳金井之地的环境浪漫，又点明了相遇的时节。金井周围的石阶上层层落红铺砌，使人不忍践踏，而满地的落英又不可遏止地勾起了词人善感的心绪。常人以落红喻无情物，红色本是暖色调，“落红”便反其意而用，既是他自己寂寞阑珊的心情写照，也是词中所描写的恋爱的最终必然的结局的象征吧。最美最动人的事物旋即就如落花飘堕，不可挽留地消逝，余韵袅袅杳杳。

　　在这阑珊的暮春时节，两人突然相逢，“蓦地”是何等的惊奇，是何等的出人意表，故而这种情是突发的，不可预料的，也不可阻拦的。在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的前提下，一见钟情所带来的冲击无法想象。可是，恋人的心是最不可捉摸的，“心事眼波难定”，惊鸿一瞥的美好情感转而制造了更多的内心纷扰，所以，“谁省，谁省，从此簟纹灯影”这一直转而下的心理变化，正是刹那间的欣喜浸入了绵绵不尽的忧愁和疑惑中——对方的心思无法琢磨，未来的不可测又添上了一份恐慌，于是，深宵的青灯旁、孤枕畔，又多了一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人儿。

　　安意如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一书中开篇就收录了这首词并对其有自己的体味。书中是这样说的，词中最广为人知的“相逢”要算秦少游的《鹊桥仙》的名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了。至少，我一看到“相逢”这两个字，先想到的便是少游，然后才是容若。两阙不同风格的词，恰如这两个经历际遇完全不同的男人。

　　这阙短小的《如梦令》像极了容若的一生，前段是满砌落花红冷，眼波心难定的少年风流，后半段是从此簟纹灯影的忧郁惆怅。

　　因为爱情的不如意，容若的词总是凄婉到叫人断肠，这凄美如落花的词章惹得后世无数多情的人爱慕不已，认为他“情深不寿”，“天妒英才”，实在是一个可怜可叹的罗密欧。

　　虽然他只活了三十一年，其间又为着几个女子缠绵悱恻地过了十一年，然而比起历代数不胜数怀才不遇、终生颠沛的人，容若实在不算是个悲剧型的男人。作为一个男人该有的应有的，他都有了。他有一个爱他的妻子，一个仰慕他的小妾，一个至死不渝的情人，一群相濡以沫的朋友；他还有显赫的家世，高贵的血统。他所不齿的父亲为他安排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让他终生无须为生活烦忧；他自身的才华和得天独厚的地位，使得他文运亨通仕途平顺，年纪轻轻便被康熙取中做了近侍。比起名动天下却直到三十六岁才进士及第、当官不久即屡遭贬谪、最终死在流放途中的少游，我不知道，怎么能说容若的一生是个悲剧？

　　悲剧是上天给了你抱负，给了你理想，给了你实现理想的才华，却一生不给你施展完成的机会，生生折断你的理想。心怀天下饿死孤舟的杜甫是悲剧，李白不是，有名无运的秦观是悲剧，容若不是。更何况，即使是悲剧又岂能尽归罪于“天意”？人难道就可以两手一拍，声称自己全无责任？

　　容若，他只是不快乐，在锦绣丛中心境荒芜，这是他的心境所致。痛苦并不是社会或者家庭强加给他的。社会道德和家庭责任筑就的牢笼困摄住生存在世上的每一个人。意欲挣脱或是甘心承受，是属于个人的选择。

　　容若的相逢是在人间，在围着栏杆的金井边，落花满阶的暮春时节。少年恋人的眼波流转，是天真无邪的初见。少游的相逢在天上，是一年一度的七夕，宽阔银河的临时鹊桥上，一对永生不死却永生不得共度的夫妻，见与不见都是万世凄凉。

　　可是为什么，相逢后，人间的结局是“从此簟纹灯影”；相逢后，天上的结局却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不快乐的原因是，少游于尘世颠沛许久遂懂得寄希望于美满，不再执著于得到；容若万事无缺，反而容易执著于遗憾，始终为没有得到而愁肠难解。

　　在邂逅爱情的最初都会心花无涯，可是一样相逢，后事往往截然不同。

　　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通“事”]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

　　文章记述了前720年（隐公三年），石碏劝谏卫庄公爱子应“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事。州吁是卫庄公的一个宠妾所生，卫庄公爱屋及乌，对他也格外宠爱，即使对他喜好军事这种十分犯忌的事，也不加禁止。卫国大夫石碏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向卫庄公进谏，劝庄公爱子应该用道义，不要让他走上邪路。但庄公听不进去，结果前719年即第二年，就发生了州吁弑桓公而自立的事件。多亏石碏用计，大义灭亲，借陈国国君之手把弑君乱国的州吁和自己的儿子——助纣为虐的石厚抓住，并派人把他们杀死。

　　如何爱子，对一个国君来说，决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这将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正因为这样，所以石碏才进谏卫庄公。但石碏进谏，并没有像许多进谏者那样，举述以往有关的历史经验教训；而是开门见山，一上来就切入谏旨，提出“爱子”应“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观点。接着，便有的放矢地指出“骄、奢、淫、佚”是使“爱子”走上邪路的来由；而这四种恶习的养成，则是为人君者过分溺爱所致。然后，话题轻轻一转，就落到州吁身上。须知，州吁作为庶子而“好兵”，这往往是作乱的前兆。所以石碏一针见血却又语重心长地指出：“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之后，又连用四个顶针（也叫“顶真”或“联珠”）句，断定州吁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屈居人下。再接下来，又根据传统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规范，总括出“六逆”和“六顺”，提醒庄公：“去顺效逆”只能加速祸患的发生，作为人君必须防患未然，全力消除祸患的根由。这样，就把“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这一爱子观的现实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突出出来。然而，被糊涂蒙了心的卫庄公却根本听不进去。

　　石碏的谏言有三层意思，环环相扣，入情入理，深入地分析了由“宠”导致灭亡的必然性。其一，“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说明骄奢淫逸来源于娇纵溺爱；其二、受宠爱就会变得骄横，骄横就不会安于自己地位低下，地位低下就会有怨恨之心，心生怨恨就不会安分守已；其三，从此以后，地位低贱的就会欺压地位尊贵的，年纪小的就会想办法凌年纪大的，关系疏远的就会找机会离间关系亲近的，新的离间旧的，小的欺凌大的，淫乱的就会破坏有道德的。如此这般，祸事就注定要来了！

　　劝主谏君，须在紧紧把握谏旨韵前提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理，则须说透，说到位。做到了这点，被劝谏者却听不进去，那只能证明被劝者太顽固不化，《石碏谏宠州吁》正具有这样的特点。可以肯定地说，“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爱子方法，历来被认为有借鉴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