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寅岁除

　　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艺术主张的诗。指出文艺批评应提倡有独到的见解，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论诗词的好坏优劣，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哪个，而不能像文坛艺苑中的某些人一样，心口雌黄。马克思哲学认为，要做到独具慧眼，深刻地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而是必须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发展。

　　前二句点出在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这时　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学养和阅历，成为“高人”。

　　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用矮人看戏作比，矮人看戏时被前边的人挡住目光，哪里能看到戏台上的场景？戏散大家一起谈起来时，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说法。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对“艺苑”的看法，如果自己学力浅薄，不能“独具只眼”，那就只能“随人说短长”了，这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行为作者是坚决反对的。

　　这首诗继承以诗歌体裁论诗歌的传统，见解卓异，说理畅达。全诗看似佶手拈来、随手而出，但却具有极为精辟深刻的理论内涵。李白、杜甫被称为诗中仙圣，在唐代即受到推崇，如韩愈在仕由逝世时才3岁，后来他熟读李杜诗篇，作有《调张籍》一诗，其中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等语，可谓敬佩得五体投地。而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对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并且普遍地认为诗自唐以来诗道不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人还提出从《诗经》以来每况愈下、自宋元以来无诗之论，这种看法在明清诗歌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诗人开篇即总论概述了这一普遍现象，以李杜为代表指出了他们的诗作固然光耀千秋，流传万古，其崇高地位与普及程度已是脸炙人家传户诵。接下来却陡然转笔，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另外的弊端：熟极而流，不仅令人觉得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意，而且还隐隐含有这一现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新之意，其见解之深刻，笔触之辛辣，思虑之周到，足以发人深省。前两句并非真足在贬低李杜，而是为下文略作铺垫而已，以下即转入主题的抒发。

　　词的上片主要是写主人公独处伤怀，春怨无归的怅恨、无奈之情。首句由写景入，点明时间、环境，先营造出了一种春尽无归的氛围，暗示着主人公伤春怀忧的情势，也昭示出全词的主旨和思路。“蝶翻”句是反写，眼中所见之活泼欢快，更映衬出主人公内心的孤苦无奈。三句“子规啼月小楼西”，有听觉，有视觉，而且点明时间已是夜半之后，主人公却依旧难以入眠，显见是愁思纷扰，怨恨满心。虽然樱桃、蝴蝶、杜鹃等都是春夏之交的景物，但其中恐怕亦另有深意。有人说，“樱桃落尽”和“子规啼月”都是用典，意寓为：“用樱桃难献宗庙、杜宇（子规）失国的两个典故，写伤逝之情、亡国的预感，用心良深。”（蒲仁、梅龙《南唐二主词全集》）。分析起来，不失其理。李煜这位南唐后主尽管做得很不称职，但国势危亡、百姓罹难这样的大事他还是心中有数的，只是己无大计、士无良策，虽然终日忧思，但却无可奈何，所以在这里以典喻今，以思妇喻忧恨，当是不可免的。想必当此围城之时能作此春怨词，思妇的哀怨和他本人的愁苦相通是更主要的原因。接下来二句写内景，时空的转移依然无法抹去思妇的感伤，所以惆怅不尽，眼中的一切都有了难遣的情怀。

　　词的下片起首即是“寂寥”，承上片而来，一腔心事虽未直言而出，但孤苦伶仃之意已跃然纸上。望穿秋水，望断云桥，“望残烟草低迷”，具体、形象、生动，把前句的“寂寥”赋予了更鲜活的内容。“炉香”句是写暗夜空室的实景，由外转内，由远及近，这一转眼本身就说明了主人公的情迷意乱。而室内的景色还比“门巷”更“寂寥”，“闲袅”衬“空持”，一个孤苦无依、忧思无解的形象已呼之欲出。全词最后一句当是词眼，一个“恨”倒贯全篇，其中是否有李煜于亡国之忧中“回首”自己、检讨往昔的寓意，亦未可知。

　　全词写景徐徐道来，写情却有突兀之语，全词意境皆由“恨”生，并由“恨”止。在写法上是虚实相生、内外结合，时空转换自然、顺畅，笔意灵活，喻象空泛，直抒胸臆却不失含蓄，柔声轻诉却极其哀婉动人，正如陈廷焯《别调集》中所云：“低回留恋，宛转可怜，伤心语，不忍卒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