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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减罗衣寒未去，不卷珠帘，人在深深处。红杏枝头花几许？啼(tí)痕止恨清明雨。
尽日沉烟香一缕，宿酒醒迟，恼破春情绪。飞燕又将归信误，小屏(píng)风上西江路。
想要脱掉厚重的外套，怎奈春天总是乍暖还寒，寒气尚未完全消歇。门上的珠帘懒懒地垂着，闷在闺阁深处的人儿，实在是无心卷起帘儿，就这样独自闷坐在家中。余寒未消，那枝头的杏花，又能绽放得了多久？深闺思妇的青春就如这凋零的杏花一般，韶颜易逝，红颜不觉已老，清明的雨淅淅沥沥，淋雨的花瓣儿就像那花儿啼哭的泪痕。她惆怅难安，不由得怨恨起这不眠不休的细雨来，恨它过于无情，寒气袭人，苦雨摧花。
昨夜借酒浇愁以忘忧，宿酒过量而醒来很迟。酒醒后的她，终日只有一缕沉香相伴。本已百无聊赖，她又被这恼人的天气撩得愈发心烦意乱。空中有燕子飞过，她不禁欢喜雀跃，以为传来了夫君归家的喜讯，谁知却是空欢喜一场，着实让人烦恼难堪，她不由将一腔恼怨都发向飞燕。这莫名的怨恨正表达了她对离人的深切相思。她想象着离人在异乡的种种来排遣寂寞，就像他仍在自己身边一样。
参考资料：1、（清）上彊村民编选．宋词三百首插图本：凤凰出版社，2012.05：第119页。
想人在深深处：语出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句。红杏枝头花几许：化用宋祁《木兰花》“红杏枝头春意闹”句。啼痕：泪痕，此指杏花上沾有雨迹。止恨：只恨。
沉烟：点燃的沉香。宿酒：隔宿之酒，即昨晚睡前饮的酒。恼：撩惹。飞燕又将归信误：古有飞燕传书的故事。西江：古诗词中常泛称江河为西江。
首句别开生面，不以景语起兴，而纯以陈述语气，描写闺中女子心绪：“欲减罗衣寒未去，不卷珠帘，人在深深处。”“寒未去”说明此时尚是早春，春寒料峭，乍暖还寒。受天气影响，女子的心情必定也起伏无常。“深深处”点出女子忧闷之深，渲染出一种深重、孤寂的氛围。“不卷珠帘”的原因，可能是女子愁绪萦怀而心生恹懒；也可能是她害怕卷起珠帘之后，望见满目春色，更添愁绪。愁之深沉难去，可见一斑。
春来，百花盛开。本来是春光骀荡，美景无限，“红杏枝头花几许？”红杏满枝，繁花怒放，可是她却想到，它究竟能开多久呢？“惜春长怕花开早。”既盼又怕，对花是如此，对自己的青春又何尝不如此。愿青春如花朵般娇艳，而青春又不会久驻，不正像枝头的红杏花，很快就不会剩有多少么？对于久望游子的闺中人，岂不更怕“一朝春尽红颜老”？于是，泪流满面，更恨起“清明雨”来。说“止恨清明雨”，可能所思之人因雨不能迅速归来的意思。不过另方面，“清明雨”也可说是泛指。因为这雨，如“雨横风狂三月暮”的雨，如“雨打梨花深闭门”的雨。总之，它会使得花儿凋残，人的青春老去，那怎么能不恨它呢？“止恨”，分量很重，映照出人的恨深怨极而又无可奈何的苦闷之情。
“尽日沉烟香一缕”，这一句写闺中情景，女主人公的生活是多么寂静凄清，她终日对着一缕袅袅香烟出神，心中苦闷至极。她的愁闷无法排遣，唯有借酒浇愁。“宿酒醒迟”，她心中有无限恨，不觉中喝了很多酒，以至于久睡不醒。紧接着一句“恼破春情绪”，径直说出她的春愁。
结尾两句“飞燕又将归信误，小屏风上西江路”，让我们知道了女主人公愁思重重的真正原因：原来她是盼望着春燕给她带来远人的信息，而它们却又令人失望。一个“又”字，点明了失望之久。这里不说所惦记着的人没有捎信回来，却怪燕子忘了带信，构思巧妙。于是她只好空对屏风怅望。画屏上烟水茫茫，那条蜿蜒的水路，不正是当初心爱的人远去时所走的西江之路吗？写出了闺中佳人对心上人的一往情深，读之令人感到意犹未尽，一咏三叹。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士人君子要建立功名，侍奉主人，既然被称作知己，那就应当竭尽智谋，诚恳地加以劝告，巧妙地加以开导，在祸患还未显露时就消除它。在动乱发生之前保住社会的治安，使自己不受损害，主人没有危险。活着是著名的忠臣，死后做高尚的鬼魂，流芳百世，照耀史册，这才是完美的士人。如果遇到知己，不能拯救危难于动乱之前，而在事情失败之后才去献身自尽，沽名钓誉，迷惑世人，夸耀于社会，这在君子看来，都是不足取的。
我曾经因此评论过豫让。豫让做智伯的家臣，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为他报仇，名声显赫，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唉！豫让的死当然可以称为忠了，可惜，在怎样死的方式上还有不忠的表现。为什么呢？看他漆身吞炭，对他朋友说：“我做的事情都特别难，我是想用这种做法使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这能说他不忠吗？等看到他连续三次跳起来，用剑来刺赵襄子的衣服，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却单单为智伯而死的时候，豫让回答说：“中行氏像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样去报答他；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所以我就要像国士一样报答他。”就此而论，豫让就有不足之处了。
段规侍奉韩康子，任章侍奉魏献子，并没有听说待他们如同国士，可是段规、任章却尽力劝说他们的主人顺从智伯的无理要求，割给智伯土地，使他志气骄盛。从而使他更快地灭亡。郗疵侍奉智伯，智伯也没有待他如同国士。可是郗疵却能洞察韩、魏的企图来劝谏智伯。虽然智伯不采纳他的意见以至于灭亡，但是郑疵的智谋忠告，已经是无愧于心了。豫让既然自己认为智伯待他如同国士了，所谓国士，是为国家济困扶危的人。当智伯对土地贪得无厌之日，放纵情欲，荒淫暴虐之时，作为像让，正应竭力来尽自己的职责，耐心地劝谏自己的主人说：“诸侯大夫应各自安心守着自己分内的土地，不要互相侵夺，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如今，无缘无故地向人家索取土地，人家不给，就要产生忿恨之心；人家给了，就产生骄横之心。忿恨必然会引起争斗，争斗必然会失致；骄横必然傲视一切，傲视一切必然导致灭亡。’非常耐心诚恳地劝谏，一次不听，再来第二次，第二次不听，再来第三次，第三次劝谏还不听从，再把那伏剑而死的行动安排在这个时候。这样一来，智伯虽然顽固愚昧，但受至诚之心的感动，也许会重新醒悟，从而与韩、魏讲和，解除赵国的围困。保全智氏的宗族，使他们能香火不断，延续不绝。假如这祥，豫让虽死犹生，难道不胜过斩衣而死吗？
但豫让在那时，竟至连一句开导主人，使他醒悟的话都没说。看着智伯的危亡，就像越人远远地看秦人的肥瘦一样。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的报答竟然能像这个徉子吗？直到智伯已死，豫让才压抑不住愤怒的血气，甘心情愿地加入刺客的行列，这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虽然这样，但用国士的标准来评价豫让，豫让的确是不配的了。可是同那些早晨还是仇敌，晚上就变成了君臣，厚着脸皮自以为得意的人相比，他们又都是豫让的罪人了。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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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让在春秋末年曾做过晋贵族范氏、中行氏的家臣，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智伯非常尊重他。在赵、魏、韩三家贵族合谋灭了智氏之后，他改名换姓，潜入赵襄子宫中企图行刺，未遂而被捕获。释放后，他又用漆身吞炭的办法改变了容貌和声音，再一次行刺，结果又一次被俘。于是，他要求赵襄子将衣服脱给他，他朝着衣服“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
历来人们都称赞豫让是忠义之士。文章作者认为豫让的行为是不值得称道的。真正的忠义应该表现在诱导君主“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必要时以死进谏，促使君主悔悟。作者所提倡的做法，显然比豫让的行为高明得多，但立论的目的无非是更有效的效忠于君主。文末，对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评，也是由此而来。
战国时的豫让因为舍身为主报仇而被视为忠义之士，历来为人所颂扬。作者做翻案文章，认为身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让，应该尽到自己劝谏的职责，帮助智伯弭祸于未然。而充当刺客，在智伯因祸亡身后去为他报仇，并不值得称道，即所谓的小忠小义。
史论是比较难写的，它不但要有新意，而且要评论公允，以理服人，而不能失之偏颇。本文确实做到了上述的要求。豫让之死，曾被史书渲染为壮举，“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见《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称赞他为“名垂后世”的义士。然而方孝孺却一反旧说，认为他“何足道哉”，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脚。全文的论证中心在于对知己的家主应该采取“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的积极的态度，而不应“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智伯的失败来看，可以说智伯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他不能审时度势，而只知一意孤行，终于导致败亡，可称咎由自取。豫让在关键时刻既不能对他进行开导，而在智伯死后又轻率地以身相殉，实属不够明智之举。作者在这里只是就豫让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评说，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个人物。所以在最后一段中，又把豫让和那些厚颜无耻之徒进行了比较，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样就使得作者的持论公允、客观了。
本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令人心服口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