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南浦陈方伯玉叔招宴赋谢二首 其一

　　李白的《宫中行乐词》，今存八首，是李白奉诏为唐玄宗所作的“遵命”文字。

　　第一首写一位宫中歌妓的愁情。这位歌妓，身居皇宫，歌舞帝前，生活奢侈。但她并非嫔妃，不能受到皇帝的亲幸，歌舞一散，各自回家。因而处境尴尬，心理失衡。“愁”为全诗之眼。首二句言居室华贵，且在皇宫。三四句言服饰奇特，山花插鬓，石竹绣衣。五六句言其身份，出入宫闱常随天子车驾。末二点明诗旨，表现出歌妓欢愉后的内心孤寂。这首五言律诗四联全都对偶。

　　第二首写歌妓中有人偶然被皇帝看中而极度受宠。其得幸的原因和赵飞燕完全相同，故以赵飞燕比之。前四句为比兴，以景物环境烘托宫女歌妓之美。首二室外花木，暗示美人嫩、白、香。三四殿内鸟雀，暗示善舞能言。五六句写选妓征歌。七八句写歌妓因能歌善舞而宠荣至极。此首前三联对偶。

　　第三首写天子赏乐。“君王多乐事”为全诗之纲。首二句似写风景，细品却是说龙恩抚远，万方朝贡。三四句言风光宜人，音乐醉人。五六句言音乐之美妙，笛声如龙鸣水中，箫声如凤鸣，遂使凤凰纷纷从空中飞下。箫声之妙，如同箫史。末二句似称颂君王与民同乐，实际暗含讽喻，且与首二句呼应。

　　第四首写帝与妃子嬉戏玩乐。“金宫乐事多”为全诗中心句。首句言宫中美景，且点明时令值春，以此陪衬。三四句言帝夜间无事，宫中路过。五六句写妃子花间游憩，帝过而笑，奔出花间；娇态可掬，为帝而歌。末二句言帝与妃子意兴不尽，愿明月迟度。。此二句字面意思是留住明月，好让月中嫦娥玩乐醉酒，实则让时光慢行，好多玩乐。

　　第五首写在春光明媚的宫殿，帝与妃子相信相爱。“罗绮自相亲”是全诗中心句。首二句写宫廷门户，曙光初照，风香日暖。风香实为花香。三四句写阳光照耀，百花争艳，池草碧绿。“争”、“暗”是诗眼。争，见花之鲜艳繁多，暗，示草长疾速，为人不觉。五六句写鸟歌人舞，自然景象与人类活动相媲美。“昭阳”句总括以上六句，为下句作陪衬。“罗绮”句为全诗主旨。综上，全诗八句，前六句全是写景，第七句总括前六句，修饰限制帝妃活动的时令环境。前七句都是为最后一句作陪衬的，但分两层。

　　第六首写宫女结伴游玩。“结伴游”为全诗之纲。“光明里”点明处所。中四句写宫中歌舞奏乐。乐为天乐，见其美妙；舞为艳舞，见其服丽；巧则舞姿娴熟；歌为娇歌，见其情态；半羞则娇态毕现。末二句写时至夜晚，宫女们趁月光、玩藏钩之戏。“花月夜”，一则点明游乐至夜，二则点明游乐环境之美。着一“笑”字，热闹场面跃然报纸上。“笑藏钩”与“结伴游”遥相呼应。

　　第七首写宫中行乐。“行乐好光辉”为全诗中心句。诗分两段。前四句写景，为主体部分作了很好的渲染。首二句写冬尽春来，梅落柳黄，为花木之景。“尽”“归”是诗眼。“尽”是说梅花整个落完；“归”使柳人格化。归在这里是使动用法，即春风使柳归来。三四句写莺歌燕栖。为鸟雀之景。“娇欲醉”、“语不飞”俱用拟人，极其生动。后四句写歌舞行乐。是全诗主体部分。五六句写日照歌席，花映舞衣，不胜光辉艳丽。第七句写时至夜晚，彩仗逶迤，宛若游龙，气势恢宏。第八句，“行乐”点明主体，“好光辉”盛赞行乐辉煌荣耀。

　　第八首仍写宫女游乐。首二句写宫殿楼观水绕花簇。“绿”、“红”是诗眼，突出了水与花的特征，使之色彩更为鲜明。三四句乐声，以鸟鸣为喻，使读者易于体会。五六句写宫女游乐，其中有声有色。七八句言趁风日好，去游未央宫，拓展了游乐的地域范围。

　　唐玄宗的旨意，原是再清楚不过的，就是要李白粉饰宫中的乐事。李白不能抗命，但遵命又违心。作为天才诗人，他想出了绝招：始则托言”已醉“，继而请求”赐臣无畏“。写的是”行乐“。诗人却有所”畏“，这就透露了消息。

　　组诗中的景物：嫩柳梨花，春风澹荡，正是良辰美景；金屋、紫微，玉楼，金殿，不啻人间仙境；卢橘，葡萄，为果中珍品；盈盈，飞燕，乃人寰绝色；征之以歌舞，伴之以丝竹，正所谓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皆备。于是盛唐天子醉了，满宫上下都醉了。昏昏然，忘掉了国家黎民。他们拼命享乐，纵欲无已，全不顾自己正躺在火山口上，更看不到他们一手豢养的野心家已开始磨刀。而自称”已醉“的诗人，恰恰是这幅宫中行乐图中唯一的清醒者。他在冷静地观察，严肃地思考。他原有雄心壮志，远大理想。奉诏入京，满以为可以大展宏图了，然而此时的唐玄宗已经不是励精图治的开元皇帝了。此时天才卓绝的李白，也只能做一个文学弄臣而已。如今偏要他作宫中行乐词，失望、痛苦，悲愤，啮噬着诗人的心。幸亏他有一枝生花妙笔，皮里阳秋，微言讽喻，尽在花团锦簇中。”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蛾眉粉黛，遍于宫廷，唯独没有贤才。”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里宫外，步步皆随声色，无暇过问朝政。内有高力士，外有李林甫，唐玄宗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他给自己的唯一任务，就是享乐。要享乐，就要有女人，于是杨玉环应运而生。这情景，令诗人想起汉成帝宠幸赵飞燕的历史教训。”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是讽刺，还是赞美，不辨自明。可惜，这当头棒喝，并没有惊醒昏醉的唐明皇，他完全沉沦了。行乐者已病入膏肓，天才诗人的苦心孤诣，毕竟敌不过绝代佳人的一颦一笑。李白最终认识到自己的讽喻无力，愤然离开了长安。

　　李白的这组诗，写的是宫中行乐，种种豪华绮艳，曼丽风神，可谓应有尽有。但诗人孤标独醒，傲骨铮铮，偏要在“遵命”的文字中，加几根刺，挫一挫行乐者的兴头。他忧心如焚，透过这诸般“乐事”，看到的是行乐者的丑恶灵魂，想到的是荒淫误国的前车之鉴。因此，盈盈，小小，罗绮，宝髻，翡翠，鸳鸯，玉楼，这美不胜收的一切，经李白的妙笔一点，便在读者心目中统统化为一片污秽。只有诗人忧世济时的胸怀，出污泥而不染的美德，言浅而意深、意微而词显的高超技巧，永远为后人所景仰。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旬》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