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严维宅送包七（一作刘长卿诗，题下作送包

　　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丈夫因境遇变化或用情不专而遗弃结发之妻，在《诗经》这部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中已多有反映，《卫风·氓》是一篇，《邶风·谷风》又是一篇。同样是用弃妇的口吻陈述被弃的痛苦，与《卫风·氓》相比，《邶风·谷风》中的女子在性格上不如前者决绝果断，因此在回忆往事和述说情怀时怨而不怒，并没有对负心汉进行直接的谴责，然而在艺术风格上，则更能体现被孔子称道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从全诗的叙说来看，这位女子的丈夫原来也是贫穷的农民，只是由于婚后两人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年轻妻子的辛劳操持，才使日子慢慢好过了起来。但是这种生活状况的改善，反倒成了丈夫遗弃她的原因。这个负心汉不但不顾念患难中的糟糠之妻，相反却喜新厌旧，把她当作仇人，有意寻隙找岔，动辄拳脚相加，最后终于在迎亲再婚之日，将她赶出了家门。诗中的弃妇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如泣如诉地倾吐了心中的满腔冤屈。

　　这首诗在抒情方面最可注意的有以下几点：首先是选取了最能令人心碎的时刻，使用对比的手法，凸现了丈夫的无情和自己被弃的凄凉。这个时刻就是新人进门和旧人离家，对于一个用情专一、为美好生活献出了一切的女子来说，没有比这一刻更让人哀怨欲绝的了。诗由此切入，非常巧妙地抓住了反映这一出人生悲剧的最佳契机，从而为整首诗的抒情展开提供了基础。而一方面“宴尔新昏，如兄如弟”的热闹和亲密，另一方面“不远伊迩，薄送我畿”的绝情和冷淡，形成了一种高度鲜明的对比，更突出了被弃之人的无比愁苦，那种典型的哀怨气氛被渲染得十分浓烈。

　　其次是借用生动的比喻言事表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全诗共分六章，每章都有含蓄不尽的妙喻。如第一章入手便以大风和阴雨，来表现丈夫的经常无故发怒；以采来蔓菁萝卜的根茎被弃，来暗示他丢了根本，视宝为废。这主要用于言事。第二章则转用食荼如荠、以苦为甜，来反衬人物在见了丈夫新婚时内心的苦涩程度，远在荼菜的苦味之上。这又是主要用于表情。另如第三章的“泾以渭浊，湜湜其沚”，是用泾水因渭水流入表面变浊、其底仍清，来比喻自己尽管被丈夫指责却依然不改初衷的清白；第四章以河深舟渡、水浅泳渡，喻写以往生活不论有何困难，都能想方设法予以解决；第五章用“贾用不售”比丈夫的嫌弃、“比予于毒”喻对己的憎恶；第六章又把自己往日的辛劳比作御冬的“旨蓄”，将丈夫的虐待喻为湍急咆哮的水流。这些比喻取喻浅近，无不切合被喻情事的特征，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和表现力。

　　最后，作品的一唱三叹、反复吟诵，也是表现弃妇烦乱心绪和一片痴情的一大特色。从首章的“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违，及尔同死”，到二章的“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从三章的“毋逝我粱，毋发我笱”，到四、五章的前后对比，再到六章的“不念昔者，伊余来塈”，在反覆的述写和表白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弃妇沉溺于往事旧情而无法自拔的复杂心理。顺着这一感情脉络的延伸展开，循环往复，人们更能接近和触摸这个古代女子的善良和多情的心，更能感受到被弃带给她的精神创痛。至于作品在二、三、六章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宴尔新昏”这样的句子，又在断续错杂的回忆和抒情中，突出和强调了丈夫背信弃义对她产生的强烈刺激，她无法忍受眼前出现的这一现实，更不能以平常之心来接受这一现实，所以反复咏之，以示铭心刻骨，难以忽忘。

　　由此可见，这首诗在抒写弃妇哀怨方面是很有特色的。它的出现，表明古代妇女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很早就处在弱者的地位，充当着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的牺牲品，她们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尽管作品没有直接对负情男子作明确的谴责，但最初的信誓旦旦和最终的弃如脱靴，仍为此作了有力的点示，具有深刻的警世作用。

　　明末的诗人，生逢异族入侵之时，面临国破家亡的严重威胁，凡有点民族感情的，都该有志可抒，有情可表。然而，怎样下笔成诗，如何抒情达意，却也有高下之分。　

　　怀古诗不同于咏史诗那样歌咏史实或以诗论史，而是重在抒写诗人由古人古事所触发的思想感情，即所谓“言近旨远”。此诗前二句托物言志，以并刀夜鸣写出报国的志向，后二句即景抒倩，从眼中所见易水实景，引出对国事的无限隐忧。全诗运思深沉，情怀激荡，苍凉悲壮，可入司空图《诗品》所言“悲概”一类。　

　　言志二句：“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志由物显，报国的急切愿望由并刀夜鸣来展现，虽壮怀激烈，但不是架空高论，粗犷叫器。

　　并州即今山西太原，战刀以锋利著称于世，人们称为“并刀”。它真的“昨夜”铿然有声作“匣中鸣”么？诗人一开章暗用了一个典故：相传楚国剑工铸成的干将、莫邪雌雄双剑，将要杀敌饮血时常作匣中鸣；《刀剑录》也说，乌孤宝刀“有敌至，必鸣”。近代鉴湖女侠秋瑾也用过这个典故，“昨夜龙泉壁上鸣”。这不明明是借身边佩刀来表达抗敌救国的强烈愿望？“燕赵”是春秋时期的两个诸侯国，包括河北、山西一带地区。诗题中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这里曾出现过荆轲、高渐离这些英雄豪侠！诗人说“悲歌最不平”，意思是：他们热血刚肠，疾恶如仇，面对强敌，敢于拔剑而起，还不是因为心头块垒难平？

　　《经世编序》里说，陈子龙“自幼读书，不好章句，喜论当世之故”。年轻时与夏允彝等缔结“畿社”，企图匡救时弊。公元1637年（崇祯十年）中进士，如今正当而立之年，风华正茂。抗敌御侮的决心，匡时济世的夙愿，交织成巨大的精神原动力。今天途经“燕赵”旧地，枨触起荆轲的往事，怎能不使他沸腾起一腔热血，急于投入战斗，效命疆场呢？

　　抒情二句：“易水潺潺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情因景生，忧世忧时之情由所见易水景象引出。诗人借易水兴感，显然是为了说明那些统治者醉生梦死，意志消沉，一味宴安享乐，早就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可怜”一词，仿佛是为荆卿惋惜，其实，不正是为了抒发那种知音难觅、报国无门的愤懑吗？在荆轲活着的年代，对强敌的怒火，可以“指冠”，可以“嗔目”；诗人陈子龙却只能用“可怜”来表达英雄失路的悲哀，这，不正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么？

　　诗人出语犹如悲叹，又绝非无病呻吟，庸人自扰。崇祯以来，后金已先后于1629年（崇祯二年）、1634年（崇祯七年）、1636年（崇祯九年）三次入关犯境，进逼北京郊区，诗人《辽事杂诗》之一的“十载三逢敌骑来”即指此国难。时刻关心着国家民族命运的陈子龙，已经预感到不久将会有国破家亡的惨祸了，“可怜”二字下得正好。

　　昏庸腐朽的明王朝的覆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根本不值得为它唱挽歌；可是，诗人为之倡导的大敌当前，敢于英勇赴死的荆轲式英雄主义精神非常值得后来者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