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狄参军赴杭州

　　刘过词能够在辛派阵营中占据重要一席，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些与辛弃疾豪纵恣肆之风相近的作品，还在于那些豪迈中颇显俊致的独特词风，正如刘熙载所说：“刘改之词，狂逸之中自饶俊致，虽沉着不及稼轩，足以自成一家。”（《艺概》）此词就是这么一首具有独特风格的词。

　　这是一首登临名作。作者借重过武昌南楼之机，感慨时事，抒写昔是今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感情。安远楼，在武昌黄鹄山上，一名南楼。建于1186年（淳熙十三年）。姜夔曾自度《翠楼吟》词纪之。其小序云“淳熙丙午冬，武昌安远楼成，与刘去非诸友落之，度曲见志”，具载其事。　

　　刘过重访南楼，距上次登览几二十年。当时韩侂胄掌握实权，轻举妄动，意欲伐金以成就自己的“功名”。而当时南宋朝廷军备废驰，国库空虚，将才难觅，一旦挑起战争，就会兵连祸连，生灵涂炭。词人刘过以垂暮之身，逢此乱局，虽风景不殊，却触目有忧国伤时之恸。这种心境深深地反映到他的词中。

　　词一起用了两个偶句，略点景物，写登楼之所见。　

　　但既无金碧楼台，也没写清嘉的山水。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一泓寒水，满目荒芦而已。这里的“满”字和“寒”字下得好，把萧疏的外景同低徊的心境交融在一起，勾勒出一幅黯淡的画面，为全词着上了一层“底色”。细味这残芦满目、浅流如带的词境，不止气象萧瑟，而且写出了居高临下的眺望之感来，是统摄全篇的传神之笔。接下去，作者以时空交错的技法把词笔从空间的凭眺折入时间的溯洄，以虚间实，别起波澜。“二十年重过南楼”，一句里包含了多少感慨！二十年前，也就是安远楼落成不久，刘过离家赴试，曾在这里过了一段狂放不羁的生活。所谓“醉槌黄鹤楼，一掷赌百万。”（《湖学别苏召叟》）以及“黄鹤楼前识楚卿，彩云重叠拥娉婷”（《浣溪沙。赠妓徐楚楚》），这就是他当年游踪的剪影。二十年过去了，可是以身许国的刘过却“四举无成，十年不调”，仍然一袭布衣。此时故地重经，而且是在这个危机四伏祸乱不远的时候，怎不令人凄然以悲呢？句中的“过”字点明此行不过是“解鞍少驻初程”的暂歇而已，并为下文伏线。“柳下”三句，一波三折，文随意转，极见工力。“未稳”上承“过”字，说明行色匆匆，钩锁紧密，见出文心之细。“能几日，又中秋”，意谓不消几天，中秋又来到了。一种时序催人的忧心、烈士暮年的悲感和无可奈何的叹喟都从这一个“又”字里泄露出来。三句迭用“犹”、“能”、“又”等虚字呼应提携，真能将词人灵魂的皱折淋漓尽致地揭示无余。

　　过片以后纯乎写情，都从“重过”一义生发。曰“故人”，曰“旧江山”，曰“新愁”，曰“不似”，莫不如此。章法之精严，风格之浑成，堪称《龙洲词》中上上之作。“黄鹤”二句从设问提起，妙处在能从虚际转身。“矶头”上缀一“断”字，便有残山剩水的凄凉意味，不是泛泛之笔。“旧江山浑是新愁”，是深化题旨之重笔。前此种种灰黯的心绪，所为伊何？

　　难道仅仅是怀人、病酒、叹老、悲秋么？被宋子虚誉为“天下奇男子，平生以气义撼当世”（《龙洲词跋》）的刘过是不会自溺于此的，刘过此词的忧国伤时之感无疑要高于宋玉《九辨》单纯的寒土悲秋之感。他此刻所感受的巨大的愁苦，就是对韩侂胄引火的冒险政策的担忧，就是对江河日下的南宋政局的悲痛。

　　旧日的壮丽江山笼罩着战争的阴影，而他对于这场可怕的灾难竟然无能为力，这怎么不教人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呢？“浑是新愁”，四字包括三层含义。本有旧愁，是一层；添了新愁，是第二层。愁到了“浑是”的程度，极言分量之重，是第三层。旧愁为何？就是他《忆鄂渚》诗所云“书生岂无一策奇，叩阍击鼓天不知”之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苦闷。卒章三句买花载酒，本想苦中求乐，来驱散一下心头的愁绪。可是这家国恨、身世愁又岂是些许花酒所冲淡得了的！先用“欲”字一顿，提出游乐的意愿，接着用“不似”一转，则纵去也无复当年乐趣，表示了否定的态度。“少年”，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相对而言。刘过初到南楼，年方三十，故可称为少年。且可与上片之“二十年重过南楼”相绾合，论其章法，确有草灰蛇线之妙。如此结尾，既沉郁又浑成，令人读之有无穷哀感。

　　刘过的爱国词篇，多为豪爽奔放，痛快淋漓之作。但这首《糖多令》却写得蕴藉含蓄，耐人咀嚼。与其他爱国词比较，的确别具一格，故而流传甚广。《糖多令》即《唐多令》，原为僻调，罕有填者。自刘词出而和者如林，其调乃显。刘辰翁即追和七阕，周密而因其有“重过南楼”之语，为更名曰《南楼令》。可见此词影响之大。

　　辛弃疾之词，风格豪放，气势雄浑，境界开阔，已成为不刊之论，是学者所共识的，但论及最能代表其风格的作品时，众人皆推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殊不妥。这首词，虽有豪放之因素，但细究可发现，此词风格非“豪放”一词所能全面概括。从整体上来看，此词并非一首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的豪放之文，而是一首沉郁顿挫、悲壮苍凉之作。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作者以“千古江山”起笔，喷薄而出，力沉势雄，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英雄气魄和无比宽广的胸襟，也说明了作者写诗为文的起因不是囿于一已私利，而是不忍见大好江山沦落异族之手。这就为本词定下了较高的格调。仲谋，即指三国时代吴国国主孙权，他继承父兄基业，西拒黄祖，北抗曹操，战功赫赫，先建都京口，后迁都建康，称霸江东，为世人公认的一代英雄豪杰。辛弃疾对孙权很是佩服。在其另一首词作《南乡子》中，他就以万分钦佩的口吻赞扬孙权：“年少万兜鍪，坐断江东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正如明代杨慎所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江河不改，青山依旧，但历史却是风云变换、物是人非了。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寄奴即南朝宋武帝刘裕，刘裕先祖随晋室南渡，世居京口，当年北伐南在上半阕中，作者由京口这一历史名城联想到与京口有关的历史英雄孙权与刘裕，以此顺势写来，自然流畅，含蓄蕴藉，共蕴含了三层意思：一、表达了时光流逝、岁月不居给作者带来的无限怅惘的感受：时间一如淘淘长逝的流水，不禁抺去了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也卷走了风流人物的风采神韵，当年的英雄所留下的也只有荒芜的“寻常草树”而已。二、由于世无英雄，奸臣当道，皇帝昏庸，致使曾经英雄辈出的锦绣江山痛落敌手，中原人民沦为异国之奴，而又看不到收复故国的希望。此情此景，无不激起作者心中翻江倒海般的丧权辱国之痛。三、把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困顿与历史英雄人物功成名就、名留青史作对比，表达了对英雄们的追慕与缅怀，羡慕他们都能够大展才华、建功立业，而自己却屡被贬谪，遭遇坎坷，抒发了自己怀才而不能施展、有壮志难以实现的无奈心境。悲凉之感、怅惘之情，溢于言表，为全篇奠定了沉郁苍凉的情感基调。这三层意思，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感情饱满而真挚，情绪热烈而低沉，完美地勾画了一个忧国忧民、急于收复故地却又屡遭排挤的爱国志士的形象。燕、后秦时，所向披靡，威震四方，有气吞万里之势。而如今，英雄了得的刘裕的居所，也沦落为毫不起眼的“斜阳草树”与“寻常巷陌”，再也不复当年的辉煌与气势了。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元嘉”为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命王玄谟北伐拓拔氏，由于准备不足，又贪功冒进，大败而归，被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乘胜追至长江边，扬言欲渡长江。宋文帝登楼北望，深悔不已。此三句在于借古喻今，警告主战权臣韩侂冑不要草率出兵，但韩并未听从辛弃疾的建议，仓促出战，直接导致了开禧二年的北伐败绩和开禧三年的宋金议和。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在此，作者将笔锋从沉寂远去的历史拉向切近的自身，开始追忆住事，回顾自己一生。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表南渡，至开禧元年至京口上任，正是四十三年。这四十三年中，金国与宋朝战事不断，连年不绝。而作者虽一直极力主战，并为收复故国不畏艰难，戎马一生，但眼看英雄老去，机会不来，于是心中自有一腔无从说起的悲愤。

　　下三句中的“回首”应接上句，由回忆往昔转入写眼前实景。这里值得探讨的是，佛狸是北魏的皇帝，距南宋已有七八百年之久，北方的百姓把他当作神来供奉，辛弃疾看到这个情景，不忍回首当年的“烽火扬州路”。辛弃疾是用“佛狸”代指金主完颜亮。四十三年前，完颜亮发兵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以古喻今，佛狸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颜亮的影子。如今“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与“四十三年，烽火扬州路”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沦陷区的人民与异族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烽烟四起，但如今的中原早已风平浪静，沦陷区的人民已经安于异族的统治，竟至于对异族君主顶礼膜拜，这是痛心的事。不忍回首往事，实际就是不忍目睹眼前的事实。以此正告南宋统治者，收复失土，刻不容缓，如果继续拖延，民心日去，中原就收不回了。

　　最后作者以廉颇自比，这个典用得很贴切，内蕴非常丰富，一是表白决心，和廉颇当年服事赵国一样，自己对朝廷忠心耿耿，只要起用，当仁不让，奋勇争先，随时奔赴疆场，抗金杀敌。二是显示能力，自己虽然年老，但仍然和当年廉颇一样，老当益壮，勇武不减当年，可以充任北伐主帅；三是抒写忧虑。廉颇曾为赵国立下赫赫战功，可为奸人所害，落得离乡背井，虽愿为国效劳，却是报国无门，词人以廉颇自况，忧心自己有可能重蹈覆辙，朝廷弃而不用，用而不信，才能无法施展，壮志不能实现。辛弃疾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果然韩侂胄一伙人不能采纳他的意见，对他疑忌不满，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辛弃疾渴盼为恢复大业出力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在这首词中用典虽多，然而这些典故却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它们所起的作用，在语言艺术上的能量，不是直接叙述和描写所就这首词而论，用典多并小是辛弃疾的缺点，而这首词正体现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特殊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