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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上春云覆苑墙，江亭晚色静年芳。
林花著(zhuó)雨胭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
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谩(màn)焚香。
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
春天的云彩倦卧在芙蓉苑的墙上，苍茫暮色下江亭矗立，春景寂静。
林中的花朵附着雨珠颜色更浓，水荇挥舞着翠带，牵引着阵阵微风。
龙武禁军簇拥龙辇盛大出行的景象不再如今已是龙辇深藏，殿门深锁，无人焚香。
什么时候皇帝才能下诏重现金钱会的盛况？即便短暂，也让我重拾沉醉于锦瑟丽音的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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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芳：美好的春色。
著：附着，附加。水荇：多年生水草。
金钱会：唐代宫中撒钱之游戏。
曲江是杜甫长安诗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安史之乱前，他以曲江游宴为题，讽刺诸杨的豪奢放荡。陷居时期，他潜行曲江，抒发深重的今昔兴亡之感。而平乱之后，则大多寓凄寂之境于浓丽之句，表达深沉的悲感与愤慨。《曲江对雨》就是这样的一首作品。此诗景丽情深，抚今追昔，低徊蕴藉。
前两联写曲江春雨图，紧扣标题中的“雨”字；后两联写“对雨”之思，触景生情，但这情又非直白宣泄，而融于翩翩遐想，更见含蓄深婉。委婉表达在忆旧与憧憬中隐约可见的忠君忧国之心和对国家美好前景的期盼之情。
首联写景，先大处落墨，勾出全景，重在写静态。春云低垂，笼罩宫城，覆压苑墙；斜晖脉脉，江亭寂寂，暮霭沉沉，芳草萋萋：虽是春景，生意盎然，却了无人迹，一派荒凉落寞。一“覆”，一“静”，既凸显眼前之景的冷清郁闷，又透露出时移世易，物是人非的沧桑感。
颔联直承而下，从细部用笔，由面到点，写曲江胜景，重在写动态，将满怀幽思作进一步渲染。杂花生树，落英缤纷，本已迷人眼目，又经如酥春雨的润泽，更觉楚楚可怜，娇媚动人。“湿”字，也有选本作“落”，以为用“落”字更有余韵。春雨迷蒙，飞红万点，飘零曲江，随波逐流。枯坐江亭的诗人面对此景，不禁生出万分惆怅与凄苦之情，恰如落红离枝，盛唐气象已渐行渐远，诗人不免潸然掉泪。这是移情于景的妙句。
颈联讲当年玄宗皇帝，曾率领龙武禁军，自夹城趋芙蓉园，笳鼓齐鸣，车声雷动，旌麾蔽日。到此时，驰道依存，空余废辇，殿门深锁，无人焚香，戒备森严。杜少陵曾有诗云“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然而兴衰无常，此刻曲江一派凄清冷寂，空自让人凭悼。
尾联描绘了一个君臣同欢、歌舞升平的宴饮嬉游之景。作者巧妙地用“何时”一词表现出自己的期盼。全诗绘景浓艳，意境静穆清冷；抒情婉转，感慨深沉曲折。在忆旧与憧憬中隐约可见诗人的忠君忧国之心以及颓然自放之念。“何时”表明这种狂想充其量是一场豪梦而已。杜甫曾受用于玄宗，安史劫后，新君（即肃宗）上场，肃宗因当日分镇之命，几撼其储皇之位，衷心隐处，不搛于若翁，故将玄宗移居西内，并将其旧侍翦除殆尽，玄宗暮境悲凉，杜甫不得新君恩宠，也就愈念当日如鱼得水的佳境了。此联抒情极其惨痛。“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明知逝水难回，却渴盼恩泽重沐，一展怀抱，这不能不令人伤感。“暂醉”，其实只能是转瞬即逝的精神麻醉罢了。
全诗绘景浓艳，意境静穆清冷；抒情婉转，感慨深沉曲折。在忆旧与憧憬中隐约可见诗人的忠君忧国之心以及颓然自放之念。
生而眇(miǎo)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槃(pán)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mén)烛而得其形，他日揣樾(yuè)，以为日也。日之与钟、龠(yuè)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pì)善导，亦无以过于槃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龠，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然则道卒不可求欤(yú)？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浮没矣，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者以经术取士，士求道而不务学。渤海吴君彦律，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作《日喻》以告之。
一出生就双目失明的人不认识太阳，问看得见的人太阳是什么样子。有的人告诉他说：“太阳的样子像铜盘。”这个失明的人敲铜盘听到了它的声音，一天听到钟声，就把发出声音的钟当做了太阳。有的人告诉他说：“太阳的光像蜡烛。”失明的人用手摸蜡烛，晓得了它的形状。一天，摸到一支形状像蜡烛的乐器龠，就把它当做了太阳。
太阳和钟、龠的差别太大了，但是天生双目失明的人却不知道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他不曾亲眼看见，而是向他人求得关于太阳的知识。抽象的道理很难被认识，这一点比太阳难认识的情况更加严重，人们不通晓抽象的道理的情况，和生来就不认识太阳的盲人没有什么不同。通晓的人告诉他，即使有巧妙的比喻和很好的启发诱导，也无法使这些比喻或教法比用铜盘和用蜡烛来说明太阳的比喻或教法好。从用铜盘比喻太阳到把铜钟当做太阳，从把铜钟当做太阳而到把乐器龠当做太阳，像这样辗转连续地推导，难道还有个完吗？所以人世上大谈“道”的人，有的就他自己的理解来阐明它，有的没有理解它却主观猜度它，这都是研求“道”的弊病。
既然如此，那么这个“道”最终不可能求得吗？苏轼说：“道能够通过自己的虚心学习，循序渐进使其自然来到，但不能不学而强求它。”那么什么叫做自然来到呢？孙武说：“会作战的将军能招致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招致，不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境地。”子夏说：“各行各业的手艺人坐在店铺作坊里，完成他们制造和出售产品的业务。有才德的人刻苦学习，来使道自然到来。”不是强求它而使它自己到来！
南方有很多会潜水的人，他们天天都生活在水边，七岁就能趟水过河，十岁就能浮在水面游泳，十五岁就能潜入水里了。潜水的人能长时间地潜入水里，哪里是马虎草率而能这样的呢？一定是对水的活动规律有所领悟才能做到。天天生活在水边，那么十五岁就能掌握它的规律。生来不识水性，那么即使到了壮年，见到了船也会害怕。所以北方的勇士，向南方会潜水的人询问来求得他们能潜入水里的技术，按照他们说的技术到河里试验，没有不淹死的。所以凡是不老老实实地刻苦学习而专力强求道的，都是像北方的学潜水的人一样。
从前以讲究声律的诗赋择取人才，所以读书人学习儒家、墨家还兼及名家、法家，而不是立志在求儒家之道；现在以经学择取人才，所以读书人只知道强求义理，而不是踏踏实实地学。渤海人吴彦律，是有志对经学做实实在在地学习的人，正要到京城接受由礼部主管的进士考试，因此，写《日喻》来勉励他。
参考资料：
1、周艳生.文言文阅读四则.中学语文园地(初中版)，2007年Z2期.
日喻：关于太阳的比喻。眇：瞎子。樾：笛类乐器，比笛短，有七孔、三孔等说。
苏子：苏轼自称。子夏：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
没人：能潜入深水的人。
渤海：唐代郡名，在今山东滨县一代。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