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你喜欢
夜来风雨匆匆，故园定是花无几。愁多怨极，等闲孤负，一年芳意。柳困桃慵(yōng)，杏青梅小，对人容易。算好春长在，好花长见，原只是、人憔悴。
回首池南旧事，恨星星、不堪重记。如今但有，看花老眼，伤时清泪。不怕逢花瘦，只愁怕、老来风味。待繁红乱处，留云借月，也须拚(pīn)醉。
一夜里风骤雨急，故园里的鲜花一定所剩无几。我愁苦怨恨已极，就这样轻易地辜负了大好的春日，倦怠的桃花，懒洋洋的柳絮，杏子青又青，梅子小而绿，春光就这样随便地飞逝。就算美好的春天年年重来，盛开的鲜花年年芬芳艳丽，只是人的心情已经憔悴。
可恨两鬓已经斑白，池南欢乐的旧事，更是不堪回首重忆。如今只有一双观花的老眼，感时伤世而常常流下清泪。我如今并不怕花儿瘦损，只发愁自己的身心衰老困惫。趁着这繁花烂漫时，我算豁了出去，留下彩云和月光相伴陪，尽情地喝个酩酊大醉。
参考资料：
1、上彊邨民(编)蔡义江（解）．宋词三百首全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1/1：第183-184页
2、吕明涛，谷学彝编著．宋词三百首．北京：中华书局，2009.7：第186-187页
孤负：徒然错过。同“辜负”。慵：困倦。
池南：池阳之南，指蜀地，即作者故园。星星：比喻间杂的白发。
这首词的主要内容，可以拿其中的“看花老眼，伤时清泪”八个字来概括。前者言其“嗟老”，后者言其“伤时（忧伤时世）”。由于作者的生平不详，所以先有必要根据其《书舟词》中的若干材料对上述两点作些参证。
先说“嗟老”。作者祖籍四川眉山。据《全宋词》的排列次序，他的生活年代约在辛弃疾同时（排在辛后）。过去有人认为他是苏轼的中表兄弟者其实是不确切的。从其词看，他曾流放到江浙一带。特别有两首词是客居临安（今浙江杭州）时所作，如《满庭芳·轻觅莼鲈》。谁知道、吴侬未识，蜀客已情孤“；又如《凤栖梧》（客临安作）云：”断雁西边家万里，料得秋来，笑我归无计“，可知他曾长期飘泊他乡。而随着年岁渐老，他的”嗟老“之感就越因其离乡背井而日益浓烈，故其《孤雁儿》即云：”如今客里伤怀抱，忍双鬓、随花老？“这后面三句所表达的感情，正和这里要讲的《水龙吟》一词完全合拍，是为其”嗟老“而又”怀乡“的思想情绪。
再说“伤时”。作者既为辛弃疾同时人，恐怕其心理上也曾经受过完颜亮南犯（1161年）和张浚北伐失败（1163年前后）这两场战争的沉重打击。所以其词里也生发过一些“伤时”之语。其如《凤栖梧》云：“蜀客望乡归不去，当时不合催南渡。忧国丹心曾独许。纵吐长虹，不奈斜阳暮。”这种忧国的伤感和《水龙吟》中的“伤时”恐怕也有联系。
明乎上面两点，再来读这首《水龙吟》词，思想脉络就比较清楚了。它以“伤春”起兴，抒发了思念家乡和自伤迟暮之感，并隐隐夹寓了他忧时伤乱（这点比较隐晦）的情绪。词以“夜来风雨匆匆”起句，很使人联想到辛弃疾的名句“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摸鱼儿》），所以接下便言“故园定是花无几”，思绪一下子飞到了千里之外的故园去。作者过去曾在眉山老家筑有园圃池阁（其《鹧鸪天》词云：“新画阁，小书舟”，《望江南》自注：“家有拟舫名书舟”），现今在异乡而值春暮，却感伤起故园的花朵来，其思乡之情可谓极深极浓。但故园之花如何，自不可睹，而眼前之花凋谢却是事实。所以不禁对花而叹息：“愁多怨极，等闲孤负，一年芳意。”杨万里《伤春》诗云：“准拟今春乐事浓，依然枉却一东风。
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这里亦同杨诗之意，谓正因自己本身愁怨难清，所以无心赏花，故而白白辜负了一年的春意；若反过来说，则“柳困花慵(一作“柳困桃慵”)，杏青梅小”，转眼春天即将过去，它对人似也太觉草草（“对人容易”）矣。而其实，“好春”本“长在”，“好花”本“长见”，之所以会产生上述人、花两相辜负的情况，归根到底，“元只是、人憔悴！”因而上片自“伤春”写起，至此就点出了“嗟老”（憔悴）的主题。
过片又提故园往事：“回首池南旧事”。池南，或许是指他的“书舟”书屋所在地。他在“书舟”书屋的“旧事”如何，这里没有明说。但他在另外一些词中，曾经隐隐约约提到。如：“葺屋为舟，身便是、烟波钓客”（《满江红》），“故园梅花正开时，记得清尊频倒”（《孤雁儿》），可以推断，它是比较舒适和值得留恋，值得回忆的。但如今，“恨星星、不堪重记”。发已星星变白，而人又在异乡客地，故而更加不堪回首往事。以下则直陈其现实的苦恼：“如今但有，看花老眼，伤时清泪。”“老”与“伤时”，均于此几句中挑明。作者所深怀着的家国身世的感触，便借着惜花、伤春的意绪，尽情表出。然而词人并不就此结束词情，这是因为，他还欲求“解脱”，因此他在重复叙述了“不怕逢花瘦，只愁怕、老来风味”的“嗟老”之感后，接着又言：“待繁红乱处，留云借月，也须拚醉。”“留云借月”，用的是朱敦儒《鹧鸪天》成句（“曾批给雨支风券，累奏留云借月章”）。连贯起来讲，意谓：乘着繁花乱开、尚未谢尽之时，让我“留云借月”（尽量地珍惜、延长美好的时光）、拚命地去饮酒寻欢吧！这末几句的意思有些类似于杜甫的“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曲江》），表达了一种且当及时行乐的消极心理。
总之，程垓这首词，通过委婉哀怨的笔触，曲折尽致、反反复复地抒写了自己郁积重重的“嗟老”与“伤时”之情。以前不少人作的“伤春”词中，大多仅写才子佳人的春恨闺怨，而他的这首词中，却寄寓了有关家国身世（后者为主）的思想情绪，因而显得立意深远。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guó)，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
王崩，周人将畀(bì)虢公政。四月，郑祭(zhài)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yāo)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jiàn)溪沼沚(zhǐ)之毛，苹蘩(fán)蕴(yùn)藻之菜，筐筥(jǔ)錡(qí)釜之器，潢(huáng)污行(háng)潦(lǎo)之水，可荐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fán)》、《采苹》，《雅》有《行苇》、《泂(jiǒng)酌》，昭忠信也。”
郑武公、郑庄公是周平王的卿士（官名）。（周平王）分权给虢公，郑庄公怨恨周平王。周平王说：“没有的事（偏心于虢公）。”于是周王、郑国交换人质（证明互信）：（周平王）的儿子狐在郑国做人质，郑庄公的儿子忽在周王室做人质。
周平王死（后），周王室准备让虢公掌政。四月，郑国的祭足帅军队收割了温邑的麦子。秋季，又收割了成周的稻谷。周和郑互相仇恨。
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蕴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 君子说：“信用不发自心中，盟约抵押也没用。开诚布公互相谅解地行事，用礼教约束，即使没有抵押，谁能离间他们呢？假如有真诚的信用，山涧溪流中的浮萍，蕨类水藻这样的菜，装在竹筐铁锅一类的器物里，用低洼处沟渠中的水，都可以供奉鬼神，献给王公为食，何况君子缔结两国的盟约，按礼去做，又哪里用得着人质啊？《国风》中有《采蘩》、《采苹》，《大雅》中有《行苇》、《泂酌》诗，都是昭示忠信的。”
参考资料：
1、吴楚材(作者),吴调侯(作者),胡波(注释解说词),崔周(注释解说词)．古文观止：花山文艺出版社，2013年：5-6
2、程俊英．诗经译注(十三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537—674
卿士：周朝执政官。贰于虢：二心，这里有“偏重”的意思。此指平王想把政权一部分让虢执掌。虢，指西虢公，周王室卿士。[3] 郑伯：诸侯国郑国的君主，这里是郑庄公。交质：交换人质。王子狐：即姬狐，是周平王的次子、姬泄父的弟弟，史称“王子狐”，在长兄“太子泄父”死后，被立为太子。公子忽：郑庄公太子，后即位为昭公。
王崩：周平王去世。崩，君主时代称帝王死。畀：交给。祭足：即祭仲，郑大（dà）夫。温，周朝小国,在今河南温县南。成周：周地，今在河南洛阳市东。
中：同“衷”，内心。明恕：互相体谅。要：约束。间：离间。明信：彼此了解，坦诚相待。沼沚：沼，池塘。沚，水中小洲。蘋：水生植物，即浮萍。蘩，白蒿。蕴藻，一种聚生的藻类。菜，野菜。筐莒：竹制容器，方形为筐，圆形为莒。锜釜，均为烹饪器，有足为錡，无足为釜。潢：积水池。污，积水。行潦，路上的积水。荐：享祭，祭祀。羞：同“馐”，进奉。《采蘩》、《采苹》：均为《诗·召南》篇名，写妇女采集野菜以供祭祀。《行苇》、《泂酌》：均为《诗·大雅》篇名，前者写周祖先晏享先人仁德，歌颂忠厚。后者写汲取行潦之水供宴享。昭：表明。
文章先简要记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方面揭示了郑庄公两次入侵东周之地，强逼平王立质、咄咄逼人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东周王室已然衰微、任人欺凌、委曲求全的历史情状。并由此得出结论，周天子与郑庄公想通过交换人质来缓解矛盾、取信对方的做法是不可靠、也不可取的，因为周郑之间并没有诚信之心，又不依“礼”行事，所以双方即使交换了人质，也还是不能够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
最后，君子通过对此事的评论，指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要建立在彼此体谅、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强调了恪守礼仪、忠于信义的重要性。
文章虽然不长，但叙事朴实，议论周严，有事实，有根据，有结论，语言中肯，说服力很强。文末“君子日”一段评论，以信和礼为标准。一针见血地指出周郑交质之非。数层转折与整齐的排旬，使作者的论断显示出不可逆转的气势，空灵排宕、辞采纵横而又风韵悠然。
自幽王烽火戏诸侯及平王东迁以来，周王权威早已实际崩溃。但周王及诸侯都没有将此事捅破。周郑交质作为一个可供观测或曰方便标记的事件点而成为周王权威崩溃的标志。《左传》认为周郑交质“无信（已堕落到需靠人质故曰无信）不礼（周郑上下失序故曰不礼）”，是东周“礼崩乐坏”的缩影。
在《周郑交质》中，君子对双方都有责难，但侧重于批评周王室。左丘明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因其不能以信服人，是以礼驭下造成的。周、郑由“交质”到“交恶”，其根本原因，是利益和权力再分配问题上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决定周、郑双方关系的最终原则是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左传》作者不可能揭示周、郑由“交质”到“交恶”的历史本质，但由于作者是“用事实说话”，所以，还是使我们看到了这一时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动向。而“用事实说话”，也正是此文的最大特点。至于此文用较多的文字阐发诚信的重要性，那只是作者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因为在历史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以后，就很难看到各诸侯国“要之以礼”并“行之以礼”的事情了。《周郑交质》这篇文章反映了《左传》崇霸贬王思想。全文先讲事实，再进行评论，这是《左传》的典型写法。君子的议论以“礼信”为中心，引经据典，辞理畅达。对后世史论有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