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易水

　　明末的诗人，生逢异族入侵之时，面临国破家亡的严重威胁，凡有点民族感情的，都该有志可抒，有情可表。然而，怎样下笔成诗，如何抒情达意，却也有高下之分。　

　　怀古诗不同于咏史诗那样歌咏史实或以诗论史，而是重在抒写诗人由古人古事所触发的思想感情，即所谓“言近旨远”。此诗前二句托物言志，以并刀夜鸣写出报国的志向，后二句即景抒倩，从眼中所见易水实景，引出对国事的无限隐忧。全诗运思深沉，情怀激荡，苍凉悲壮，可入司空图《诗品》所言“悲概”一类。　

　　言志二句：“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志由物显，报国的急切愿望由并刀夜鸣来展现，虽壮怀激烈，但不是架空高论，粗犷叫器。

　　并州即今山西太原，战刀以锋利著称于世，人们称为“并刀”。它真的“昨夜”铿然有声作“匣中鸣”么？诗人一开章暗用了一个典故：相传楚国剑工铸成的干将、莫邪雌雄双剑，将要杀敌饮血时常作匣中鸣；《刀剑录》也说，乌孤宝刀“有敌至，必鸣”。近代鉴湖女侠秋瑾也用过这个典故，“昨夜龙泉壁上鸣”。这不明明是借身边佩刀来表达抗敌救国的强烈愿望？“燕赵”是春秋时期的两个诸侯国，包括河北、山西一带地区。诗题中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这里曾出现过荆轲、高渐离这些英雄豪侠！诗人说“悲歌最不平”，意思是：他们热血刚肠，疾恶如仇，面对强敌，敢于拔剑而起，还不是因为心头块垒难平？

　　《经世编序》里说，陈子龙“自幼读书，不好章句，喜论当世之故”。年轻时与夏允彝等缔结“畿社”，企图匡救时弊。公元1637年（崇祯十年）中进士，如今正当而立之年，风华正茂。抗敌御侮的决心，匡时济世的夙愿，交织成巨大的精神原动力。今天途经“燕赵”旧地，枨触起荆轲的往事，怎能不使他沸腾起一腔热血，急于投入战斗，效命疆场呢？

　　抒情二句：“易水潺潺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情因景生，忧世忧时之情由所见易水景象引出。诗人借易水兴感，显然是为了说明那些统治者醉生梦死，意志消沉，一味宴安享乐，早就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可怜”一词，仿佛是为荆卿惋惜，其实，不正是为了抒发那种知音难觅、报国无门的愤懑吗？在荆轲活着的年代，对强敌的怒火，可以“指冠”，可以“嗔目”；诗人陈子龙却只能用“可怜”来表达英雄失路的悲哀，这，不正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么？

　　诗人出语犹如悲叹，又绝非无病呻吟，庸人自扰。崇祯以来，后金已先后于1629年（崇祯二年）、1634年（崇祯七年）、1636年（崇祯九年）三次入关犯境，进逼北京郊区，诗人《辽事杂诗》之一的“十载三逢敌骑来”即指此国难。时刻关心着国家民族命运的陈子龙，已经预感到不久将会有国破家亡的惨祸了，“可怜”二字下得正好。

　　昏庸腐朽的明王朝的覆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根本不值得为它唱挽歌；可是，诗人为之倡导的大敌当前，敢于英勇赴死的荆轲式英雄主义精神非常值得后来者珍视。

　　上片落笔先写黄河浊流波涛滚滚，向东流去，永无休止。从空间上写气势之大，从时间上写其存在之久。二者合璧构成动人心魄的自然景观。气魄宏大，雄浑恣肆，为全词定调。“经天亘地”六句，从黄河的源头昆仑写起，黄河从昆仑发轫，横亘于天地之间，狂飚巨浪，激越澎湃，轰鸣震天，六句写尽黄河声威。以下由写景转入人事，黄河流经中原，哺育中原，使中原旺气长存。黄河的声势象征了元朝的国势。当时正是元朝鼎盛时期，词人由黄河的壮阔而想到国家的强大，情景相融，不仅加深描写的力度，而且也符合特定的政治环境和人物心态。

　　下片转向对“过黄河”的描写。黄河的气势，振奋了渡河人的心胸，因此在渡河时神采飞扬，慷慨激越，扣舷高歌，歌声“响凝空碧”，透出了词人内心蕴蓄的豪情。“壮游”三句抒写自己壮游天下的雄心，由黄河之壮美联想到祖国河山之壮丽，激发了词人想要历尽祖国名山大川，饱览天下胜境，随处吟咏的愿望。下文还进一步写出他想像汉代张骞一样，乘槎追寻黄河源头，遨游银河，在壮游之中又融进浪漫成分，在浪漫想象的传说故事的基础上进一步抒写“过黄河”的激情豪兴。乘浮槎究河源，是对上片黄河源头的照应，上下一气，首尾照应，用“我欲”、“谁夸”领起，是词人主观意识的体现，总揽全文。全词把黄河雄壮的气势和自己的豪迈胸襟互相渗透，妙合无隙，风格雄浑闳肆，气势磅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