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曹效伯司务归里

　　与柳宗元相比，刘禹锡就荣幸得多。他二人虽同时遭贬，但柳宗元生性沉郁，而刘禹锡则生性达观。柳宗元多病，刘禹锡康健。苏东坡评柳宗元“发纤浓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而刘禹锡在此，则还多了一团生机和气。所以柳宗元年仅四十七而逝，刘禹锡则寿高七十余，比白居易略差一点。柳宗元也没有如刘、白二人，得以交圭峰宗密大师这样佛教中的泰山北斗，也不如李翱那样得以结交药山唯俨这样的禅林宗匠。这是刘禹锡在安徽和州当太守时送别圭峰大师时所作的诗，并以此诗作为“介绍信”，介绍给白居易。圭峰大师与刘禹锡、白居易还有一段交往，的确是鲜为人知。

　　“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忘却言。”这里，刘禹锡盛赞圭峰大师累世修行，得到了极高的智慧。在释迦牟尼佛的众多弟子中，阿难尊者号称“多闻”第一，所有的佛经，都是经他背诵出来的。圭峰大师是华严宗的五祖，对佛教理论在当时是天下独步。同时圭峰大师还是禅宗荷泽宗的第五代祖师。这两重崇高的地位和卓绝的修行，当然堪称“多闻第一”又“忘却言”了。

　　“”这里“七祖”指六祖大师的弟子荷泽神会禅师。因神会禅师的努力，南禅击败了北禅，确立了六祖的地位，而他也在后来被唐德宗“钦封”为“七祖”。“便门”是方便法门的简称。禅宗讲“教外别传”，对“三乘”教法不那么看重，而注重“直指人心”的方便法门。

　　“”圭峰大师曾一度离开陕西卢县草堂寺到江南游历。自从隋炀帝开大运河以来，经洛阳汴河，在泗州入淮河，又经淮安、扬州入长江。故舟行极为方便。圭峰大师此行当在刘禹锡任和州刺史的太和（唐文宗年号，827—836）年间。长安到江南称“东泛”，再回长安自然为“西归”了。草堂寺为姚秦时鸠摩罗什大师译经故地，现今仍为中国佛教祖庭之一，地处终南山北麓。

　　“”白居易以侍郎身分，居河南府尹，地位极高，信佛之诚，又超过刘禹锡和柳宗元。白居易还与圭峰师叔洛阳神照禅师熟识，圭峰大师在洛阳与白居易相会，想必就更加热闹了。一起谈佛论禅，必然相契。

　　春天是万物复兴勃苏的时节，客居他乡的游子，每到春天，总会不由自主地生出思乡之感。寇准当时身在乡外，遇上春天，写下了这首怀归的诗篇。

　　诗要表现的是思乡怀归，所以选取了最能表现这一情绪的“登楼”来写。首联就说自己登上高楼，伸长了脖子，向远处眺望，只见到无尽的春水，涨满了河中。这一联气势很宏大，给下文发挥情感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古人论诗强调起句要拉得开，压得住，这首诗正做到了这一点。

　　颔联俯察。诗人从平野尽头收回视线，开始细细察着楼前底下有无别致的景色。原来在这片广野中，竟横卧着一条河流，水上还有一条渡船。不过，四野空旷无人，既不见渡者，连那船家也不知到哪去了。诗人不由好奇，便将目光久久地停留在那。但是看了好半天，也不见有个入来，只有那条孤零零的渡船横转在水里飘啊悠的，诗人心里琢磨着：看来这条渡船自清晨渡入后，就一整夭地被船家撂在这儿了。这一联纯粹的写景句，宋人葛立方竟认为：“寇忠愍少知巴东县，有‘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之句，固以公辅自期矣，奈何时未有知者。”（《韵语阳秋》卷十八）这是从何说起，因此遭到清人何文焕的诘难：此联“乃袭‘野度无人舟自横’句，葛公谓其‘以公辅自期’，强作解矣。”（《历代诗话考索》）何氏的意见是正确的。寇准因为“平昔酷爱王右丞、韦苏州诗”（范雍诗序语），所以此地看见相仿景色时，很自然地受到韦应物《滁州西涧》诗的触发，便随手点化了韦句，而意境比韦来得丰厚，如斯而已，何来“公辅自期”之思。葛立方之说显然是穿凿附会。

　　颈联写抬眼见闻。诗人伫望楼头已久，因此当他目光移开渡船，抬眼向荒村望去时，已近黄昏，村里入家大约已在点火做饭了，所以冒出了缕缕轻烟。高楼不远处还有一座古寺，听得出有几只黄莺在那儿啼嗽着。

　　也许是流水、渡船、炊烟勾起了诗人对故乡类似景色的回忆，抑或是无所栖托的流莺的啼声唤出了诗人心中对故居的思念，总之，登楼见闻领出了尾联的怀归之情。此时，诗人不可遏止地怀念起故乡来：在那遥远的地方，那清清的渭水流经的下邽，就是自己的故里，在那里，有自己的田园家业，有自已的亲人······迷离恍惚之中，诗人仿佛已置身故园，看到了家乡的流水，家乡的渡船，家乡的村庄。他完全浸入了沉思之中。蓦地一阵心惊，他回过神来：“此身还在异乡巴东呢！”这时，他的心头该有何感想，然而他不说了，就在“惊”字上收住了笔。

　　由于写景是全诗的重心，对仗工稳、生活气息浓郁的中间二联景句就成了诗的中心。尤其“野水”一联，妙手偶得，浑然天成，更博得了赞赏。宋僧文莹《湘山野录》以为它“深入唐人风格”。王渔洋把它转引入《带经堂诗话》的“佳句类”内，连北宋翰林图画院也将此联作为考题来品评考生高低，这都说明这首诗以写景驰名，以致本来写得并不差的抒情句却为它所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