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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既治滁(chú)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zhū)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远。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yǎo)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wěng)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qín)其皇甫辉、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辉、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也，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shì)险阻，铲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
今滁介江淮(huái)之间，舟车商贾(gǔ)、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quǎn)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xù)于百年之深也。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duō)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
我担任滁州太守后的第二年夏天，才喝到滁州的泉水，觉得甘甜。于是向滁州人询问泉水的发源地，就在距离滁州城南面一百步的近处。它的上面是丰山，高耸地矗立着；下面是深谷，幽暗地潜藏着；中间有一股清泉，水势汹涌，向上涌出。我上下左右地看，很爱这里的风景。因此，我就叫人疏通泉水，凿开石头，拓出空地，造了一座亭子，于是我和滁州人在这美景中往来游乐。
滁州在五代混战的时候，是个互相争夺的地区。过去，太祖皇帝曾经率领后周兵在清流山下击溃李景的十五万军队，在滁州东门的外面活捉了他的大将皇甫晖、姚凤，就这样平定了滁州。我曾经考察过滁州地区的山水，查核过滁州地区的图籍，登上高山来眺望清流关，想寻找皇甫晖、姚凤被捉的地方。可是，当时的人都已经不在，大概是天下太平的时间长久了。自从唐朝败坏了它的政局，全国四分五裂，英雄豪杰们全都起来争夺天下，到处都是敌对的政权，哪能数得清呢？到了大宋朝接受天命，圣人一出现，全国就统一了。以前的凭靠险要的割据都被削平消灭。在一百年之间，静静地只看到山高水清。要想问问那时的情形，可是留下来的老年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如今，滁州处在长江、淮河之间，是乘船坐车的商人和四面八方的旅游者不到的地方。百姓活着不知道外面的事情，安心耕田穿衣吃饭，欢乐地过日子，一直到死。有谁晓得这是皇帝的功德，让百姓休养生息，滋润化育到一百年的长久呢！
我来到这里，喜欢这地方僻静，而政事简单，又爱它的风俗安恬闲适。在山谷间找到这样的甘泉之后，于是每天同滁州的士人来游玩，抬头望山，低首听泉。春天采摘幽香的鲜花，夏天在茂密的乔木乘凉，刮风落霜结冰飞雪之时，更鲜明地显露出它的清肃秀美，四时的风光，无一不令人喜爱。那时又庆幸遇到民众为那年谷物的丰收成熟而高兴，乐意与我同游。于是为此根据这里的山脉河流，叙述这里风俗的美好，让民众知道能够安享丰年的欢乐，是因为有幸生于这太平无事的时代。
宣扬皇上的恩德，和民众共享欢乐，这是刺史职责范围内的事。于是就写下这篇文章来为这座亭子命名。
参考资料：
1、朱一清．古文观止鉴赏集评（四）：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33-39
2、关永礼．古文观止·续古文观止鉴赏辞典：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648-652
3、周济夫等．欧阳修诗文选译：巴蜀书社，1991：220-225
明年：第二年，即庆历六年。问诸滁人：向滁人打听泉水的出处。诸，兼词，之于。耸然而特立：高峻挺拔地矗立着。耸然，高耸的样子。特，突出。窈然：深幽的样子。滃然：水势盛大的样子。俯仰：这里为环顾的意思。
五代：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干戈：古代兵器，此指战争。周：指五代时后周。李景：即李璟，南唐的中主。清流山：在今滁州城西南。图记：指地图和文字记载。清流之关：在滁州西北清流山上，是宋太祖大破南唐兵的地方。胜：尽。及：等到。圣人出而四海一：指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天下。向：从前。遗老：指经历战乱的老人。
舟车商贾：坐船乘车的商人。畎：田地。乐生送死：使生的快乐，礼葬送死。《孟子·离娄》：“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涵煦：滋润教化。
事简：公务简单。掇幽芳而荫乔木：春天采摘清香的花草，夏天在大树荫下休息。掇，拾取。荫，荫庇，乘凉。刻露：清楚地显露出来。岁物：收成。
刺史：官名，宋人习惯上作为知州的别称。欧阳修此时为滁州知州，根据习惯自称为刺史。名：起名，命名。
全文可分三段。首段简介建亭的缘起。文章一开始就特意点明时间，即在他到滁的第二年，也就是初具政绩之时，其中已含乐意。滁地“山州穷绝，比乏水泉”。而当炎炎夏日，竟“偶得一泉于城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水味甘冷”（欧阳修《与韩忠献王书》），作者喜出望外，亲临考查：“俯仰左右，顾而乐之。”文章至此，正面点明“乐”字。于是喜悦之情，一气流注：“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筑亭的目的，又是欲“与滁人往游其间”。由自我庆幸到与民同乐，在一片欢乐意绪中莫定题旨。
第二段通过对滁州历史的回顾和地理位置的介绍，歌颂了宋王朝结束战乱，使人民安居乐业的功德。为了突出主题，作者只写了宋朝以前故乱的历史。并通过今昔对比的手法来表现主题的。“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这一段是写历史。表现了滁州过去的战事和宋太祖赵匡撤的勇武，赞扬了宋朝开国皇帝的武功。“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这一段是写当代。昔日的战场，如今已经难于考察其具体地点了。因为“故老”都已不在了，天下太平日子已经很久了，这是第一层对比。
从“自唐失其政”到“涵煦百年之深也”是第二层对比。这一段通过对人间沧桑的感慨，又一次颂扬了宋王朝统一国家、让人民休养生息的功德。作者俯仰今昔。反复抒发感叹，使文章充满了感情，这两层对比，也都是与文章题目和主题相照应的。写“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又写“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都是为了说明当时的百姓不能“丰乐”。而“圣人出而四海一”以后，百姓能够丰足安乐，则是“上之功德”。进一步证明四海安乐的局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
最后一段段回应开端，具体写出“与滁人往游其间”之乐，归结主题。文中写作者“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的四时之景，凝炼而生动；道滁地风俗之美，淳厚而安闲。段中，交错用了四个“乐”字，琳漓酣畅地抒写了欧公此时的愉悦情怀。首先作者庆幸自己远脱风波而“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一乐也；滁人“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二乐也；作者纵谈古今，意在让人民了解“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李之时也”，三乐也；凡此种种，皆因“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是地方官应做之事，四乐也。这就将首段“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之事，说得端庄入理。
这篇文章的最大特点是借写景而抒情，情景交融。文章用了大量笔墨写滁州的山水景色，从中流淌出作者丰富的情感。战乱之时，好山好水不过是为了割据称王的“凭侍险阻”；在世事变迁的过程中，也只是“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而在百姓安居乐业的当时，则“四时之景，无不可爱”。欧阳修写景有很深的功力。文中仅用“掇幽芳而萌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这十五个字就把一年四季四时之景的特点表现出来了。“掇幽芳而荫乔木”是通过人的动作来写春夏之景；“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则是用人的感受来写秋冬之色。文短情深，不仅反映出当时作者的心境。而且反映出作者高度的概括能力和精确的表达能力。
霜风渐欲作重阳，熠熠溪边野菊香。
久废山行疲荦确，尚能村醉舞淋浪。
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
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