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这首诗批评重山林隐士诗轻贱台阁仕宦诗的现象。方回《瀛奎律髓》崇尚“格高”，即古代知识分子所谓嶙峋傲骨、孤芳自赏的精神风貌，认为台阁仕宦都是脑满肠肥、道貌岸然、功名利禄熏心、仁义礼智满口之徒的卖弄学理、琢句雕章以欺世盗名，往往偏重江湖道学，或有借以自重。元好问借质疑三国时华歆掷金的典故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质疑。

　　这首诗是批评拘忌声病以成诗的人。讲究声律是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色，对于诗歌的音乐美、节奏感有重要意义。但是对格律规定过于细密，过于雕琢，拘忌于声韵等形式，就会使文学创作受到很大的束缚。元好问崇尚自然天成的诗歌风格，不满那些对声律音韵过于雕琢的作品。后两句，元好问举出元结耽爱山中自然水声的例子来说明，即使没有人为配制音韵曲调的自然之声，也如天籁之音美妙。

　　《戏赠看花诸君子》：刘禹锡此诗，通过人们在长安一所道观――玄都观看花这一生活琐事，讽刺了当时的朝廷新贵。这首诗表明上看诗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实质上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千树桃花，喻十年来由于投机而在政治上得意的新贵；看花人，喻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中赶热闹看桃花一样。最后一句指出，这些权贵不过是我被排挤出外以后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这首诗中的轻蔑和讽刺是辛辣的，所以《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是“语涉讥刺”，《新唐书·刘禹锡传》说是“语讥忿”。

　　《再游玄都观》这首诗是上一首的续篇。从表面上看，它只写玄都观中桃花盛衰存亡，实际上是旧事重提，象权贵挑战。桃花比新贵，种桃道士指打击革新运动的当权者。但是他们已经“树倒猢狲散”了，而被排挤的人，却又回来了，真是世事难料。诗人表现了不屈和乐观。所以，《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新唐书·刘禹锡传》未引诗歌，却引出序中兔葵、燕麦等语尤为不满。

　　这首诗是批评刘禹锡的《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二诗及诗歌的怨刺问题。元好问论诗，主张温柔敦厚，明确反对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众多的诗文禁忌中，就有“无狡讦”、“无为妾妇妒，无为仇敌谤伤”等形式戒条。他认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伤谗疾恶不平之气”，也应该“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辞愈缓”（《杨叔能小亨集引》）。

　　在这首诗中，元好问实际上是继承前人的观点，批评《再游玄都观》及其诗序的怨刺失度。元好问认为，如果说刘禹锡的《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是戏赠之作，尚无伤大雅，但《再游玄都观》一诗就怨刺失度了，尤其是诗序中所谓“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有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将所有当权者斥为兔葵、燕麦，打击面太大，贬损太过，不免流于刻薄。前两句概括刘禹锡创作《再游玄都观》的背景，“乱后”指刘禹锡被贬十四年间皇权迭变、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动乱时局，“失故基”指刘禹锡诗前小序所说“荡然无复一树”的衰败景象，看花诗指《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这两句诗认为当时一切只值得悲伤，不应该再出怨刺之语。后两句是全诗的关键，“刘郎”一句，借用刘诗“前度刘郎今又来”之语，说刘禹锡也是凡人。“枉向”一句，拈出《再游玄都观》诗序为批评重点。“枉”是“错”的意思，与“枉著书生待鲁连”（《论诗三十首》）的“枉”字同意。两句连在一起，是说刘禹锡也是凡人，不能免俗，却错将所有人都指斥为东风中的兔葵、燕麦一类，加以嘲讽。可见，这首诗着重批评《再游玄都观》尤其是诗序的怨刺失当。

　　这首诗评论江西诗派。宋人是推崇学习杜甫的，而李商隐的能得杜甫遗意，学杜要先学李商隐，宋人早具有此说法。在元好问看来，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虽然标榜学杜，但并未抓住杜诗的真髓，而专在文字、对偶、典故、音韵等形式上模拟因袭，结果既未学到杜诗的古朴风雅得真谛，也完全失去了李商隐的精美纯厚的风格。因此他明确表示，不愿与江西诗派为伍，不愿拾江西诗派的牙唾。

　　但是，这里元好问对于黄庭坚的态度怎样呢，关键是“宁”字的理解。教材P285注释57解释为“岂能”。也有不同理解，下面介绍一下周振甫、冀勤编注钱钟书《谈艺录》的《〈谈艺录〉读本》中“鉴赏论第七”：

　　《谈艺录》（七）元好问论黄庭坚诗解：遗山诗中“宁”字，乃“宁可”之意，非“岂肯”之意。如作“岂肯”解，则“难将”也，“全失”也，“宁下”也，“未作”也，四句皆反对之词，偏面复出，索然无味。作“宁可”解，适在第三句，起承而转，将合先开，欲收故纵，神采始出。其意若曰：“涪翁虽难亲少陵之古雅，全失玉溪之精纯，然较之其门下江西派作者，则吾宁推涪翁，而未屑为江西派也”：是欲抬山谷高出于其弟子。然则江西派究何如。乃紧接下一绝曰：“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盖举后山以概其余西江诗人，此外比诸郐下，不须品题。遂系以自述一首，而《论诗绝句》终焉。《遗山集》中于东坡颇推崇，《杜诗学引》称述其父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而《论诗绝句》伤严寡恩如彼，倘亦春秋备责贤者之意。遗山所深恶痛绝，则为江西派，合之《中州集自题》绝句，更彰彰可见。（153页）

　　《〈谈艺录〉读本》注解：这一则讲元好问《论诗》中论黄庭坚的诗：“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钱先生先抓住“宁”字来讲，认为是“宁可”的“宁”，即宁可向黄庭坚拜倒，不作江西诗派中人。即把黄庭坚突出于江言诗派以外，认为黄庭坚还是可取的。虽然黄庭坚的诗不如杜甫诗的古雅，全失李商隐诗的精纯，但还是好的。元好问为什么要向黄庭坚下拜，在《论诗》里没有说。《论诗》说的“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称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为“新”。但黄庭坚论诗并不主张“新”，因此这跟黄庭坚无关。又说：“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这是批评陈师道作诗时，闭门苦思。即把陈师道代表江西诗派，贬低陈师道即贬低江西诗派。钱先生又引元好问《杜诗学引》称“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朱弁《风月堂诗话》：“山谷以昆体工夫，到老杜浑成地步。”元好问“宁下涪翁拜”，可能就为了这点。所以他的诗里就称杜甫的古雅，李商隐的精纯，认为黄庭坚都不及。虽不及，但他“以昆体工夫，到老杜混成地步”，所用的工夫还是好的，所以还推重他吧。

　　这首诗是批评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陈师道。陈师道的作诗方式是“闭门觅句”式的苦吟，着意于锤炼字句，在形式技巧上下功夫。“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灵运《登池上楼》的名句，意象清新，浑然天成，写出了盎然春意。元好问崇尚自然天成的诗歌，反对雕琢粉饰，因此这里称赞谢灵运的这个名句万古常新，进而讽刺陈师道闭门觅句，只是徒然浪费精神，写不出什么好作品。

　　这首诗是评苏轼及其后学的诗，可与第二十二首对照看。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在等多方面都达到极高的造诣，堪称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学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在艺术上开一代之风。苏诗虽然有议论化、散文化倾向，但是由于苏轼杰出的才能，他的诗多数比喻生动新奇，妙喻连生；用典稳妥精当，浑然天成；对仗精工活泼，不落俗套。苏轼对艺术技巧的把握可谓挥洒自如，如行云流水不留锻炼痕迹。所以元好问给予苏轼诗歌以高度评价，称赞他的诗是经得起锤炼，不受纤尘的真金。

　　苏轼在当是文坛上有巨大的声誉，有许多文人围绕在其周围。著名的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这四人都没有继承苏轼的思想和艺术。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秦观长于词，其诗如词一样婉约。张、晁成就不大。至于其他后学者既没有苏轼的思想，又没有苏轼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辞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于怪样百出。于是在这首诗的后两句，元好问不满并批评了这种风气。

　　窘步相仍：窘步，迈步迫促。相仍，相沿袭。这里指以诗唱和酬答时次韵诗受到别人诗韵脚的束缚，不能自由表抒己意。古人有用诗歌相互酬答唱和的传统。起初，和诗时只要和意即可，和诗的体式、韵脚都不用顾虑。但是后来，却发展为和诗必须用所和之诗的韵，这称为和韵。和韵有同韵与次韵之分，同韵，是韵同而前后次序不同；次韵，是韵同且前后次序也相同。这种方法源于元白，皮日修、陆龟蒙也这样写，到了宋代苏轼、黄庭坚后，和韵次韵盛行，成为诗的一种体式。

　　这首诗是批评诗歌酬唱中的和韵风气。由于这种次韵酬唱的诗往往受到原诗韵脚的拘束和词义的限制，使作者不能自由地抒发自己的心迹，反要俯仰随人，窘步相仍，因此，元好问对这种诗风给予了辛辣讽刺，指出其“亦可怜”。要求诗人应该象庾信那样“纵横自有凌云笔”，大胆自由抒发自己地真性情，不要做随在别人后面的亦步亦趋的可怜虫。

　　这首诗是批评晚唐诗人陆龟蒙。晚唐后期，唐帝国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时代的衰飒气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隐之路，创作的诗句表现出一种僻世心态和淡泊情思。元好问借用陆龟蒙《自遣诗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随春草斗输赢”来批评陆龟蒙等隐士生活在晚唐社会动荡时代，不作忧国感愤之辞而徒兴春草输赢的叹惜。这里也反映了元好问在强调真情实感时是注意到社会现实内容的。不过陆龟蒙象古代许多隐士一样，并非真正忘怀世事，陆龟蒙也写过讽刺现实的作品如《新沙》、《筑城池》、《记稻鼠》等。

　　这首诗是评论幽僻清冷的诗歌风格。大凡万古言情之作，皆凄切如秋虫之悲鸣；抚写境象，也凄凉如山鬼的零泪。前二句泛叙古今悲情，构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认为这两句是在说李贺，因李贺诗中常有“秋虫”、“山鬼”的意象；也有认为指李贺、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虫”自喻。这两句可解释为泛说全体这类相似风格的诗人。孟郊、李贺都穷愁不遇，作诗都好苦吟，诗风都较幽冷。穷愁本是人生不幸，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如何处穷。元好问的态度非常明确，认为应该是“厄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杨叔能小亨集引》）。孟郊、李贺显然没有如此泰然，寒乞之声不绝于耳，诗境幽冷凄婉。元好问反对幽僻凄冷的诗歌境界，即他所说，“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觅活计”（卷五十四《诗文自警》）。孟郊诗歌可谓造微，但他所得不过是秋虫之类幽微之物。李贺也是如此，有些诗篇正是从“鬼窟中觅活计”。孟郊、李贺的这种诗风，与元好问尚壮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问讥评之。

　　后两句“鉴湖春好无人赋，夹岸桃花锦浪生”，正如宗廷辅所说，是“就诗境言之”。“夹岸桃花锦浪生”是李白《鹦鹉洲》中的诗句，元好问借此来形容鉴湖（又名镜湖）春色，展现的是与孟郊、李贺迥然不同的开阔明朗、清新鲜活的境界。“无人赋”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评对象绝非孟郊、李贺个别诗人，而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中晚唐贫士文人，特别是与孟郊近似的一些诗人。由此可见，该诗是通过孟郊、李贺来批评中晚唐穷愁苦吟一派诗人，没有盛唐开阔明朗气象，而流于幽僻凄冷。

　　这首诗是批评卢仝的追求险怪的诗风。中唐时追求险怪诗风的主要是韩孟诗派。韩愈的诗风的主要特点是深险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他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景物；展开丰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诡谲的构思，创造匪夷所思的形象；以文为诗，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避熟就生，因难见巧。韩孟诗派开一代诗风，在创造出雄奇险怪的意象，在反对传统锐意创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也难免流入另一种险怪艰奥，拼凑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义。卢仝受到韩愈的影响，诗作过于好奇逞怪。元好问否定了这种诗歌风格，认为这种创作是“鬼画符”。